唐太宗即位之後，曾問過一個最根本的大問題：“近代以來君臣統治國家，都比古代的那些朝代要差，這是什麼原因？”這裏，唐太宗是在向大臣們布置一篇作業，作業的題目是為什麼近幾百年以來的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隋朝，都不能像周代、漢代那樣強盛而久長？如何才能達到周、漢等強大王朝的目標？有人認為：“人主必須威權獨任，對內嚴刑峻法，對外耀兵振武”，主張效法秦始皇的法家治國路線。王珪則提出另外的看法：“古之帝王為政，皆誌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多非經術之士，漢家丞相無一不精通一經，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魏征的主張概括得最精練和徹底；“偃革興文，布德施恩。中國既安，遠人自服。”後來唐太宗在總結他治國成功的經驗時也稱：“隻有魏征勸我停止武裝鬥爭，將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以文治國的路線上來，朕采納了他的主張，結果天下達到太平安寧的局麵，四夷鄰國，都來臣服，世界各國，全都羨慕我大唐盛世，這一切都應歸功於魏征！”
唐太宗之所以接受魏征的以文治國的方針，是因為他們親眼看到隋煬帝統治時期幹戈不息，徭役無時，窮兵黷武，窮奢極欲；又身經隋末時期全國人民疾風暴雨般的反抗鬥爭，推翻了隋王朝的反動統治，重建了新政權；而麵臨的現狀又是“東起海岱，西至伊洛，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的百廢待興的嚴峻形勢。所以他在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思想指導下，深深地懂得要統治人民，必須先使人民能夠生存，猶如捕魚必須先養魚，獲獸必須先育林的道理。於是，他動員文武百官，獻計獻策，以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展開多次大討論和大動員，全麵審慎地分析和研究國內外形勢，總結了曆代新王朝開國時的經驗與教訓，尤其是正反兩方麵的典型事例，如西漢立國之初的政策是如何興邦旺國，隋末統治者是怎樣喪國亡身，逐步地探索出一條既統治天下人民又不使他們反抗，既要人民為國家服役交稅又不影響他們的正常生產和生活，既要統治者長守富貴、長治久安，又要保證人民最起碼的生活水平而又服從統冶的理論係統和實施方略。因此，綜觀貞觀年間唐朝統治者所推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政策措施，與曆朝曆代經濟上恢複發展的積極效果，在魏征為首的一批傑出政治家、思想家的策劃和設計下，在唐太宗的英明指揮下，他們順利地進行了這場有聲有色、有條有理的大改革和大調整，創造出三代以來從未有過的太平盛世，並由他們經營的這份“貞觀之治”的基業開始，他們的子孫得以暢抒政治豪情，把文治武功推向縱深，把大唐帝國推向中國封建社會文明的最巔峰。
太宗未即位之前，就廣招文人學士進秦王府，建立學館，既講學，又論政。所謂十八學士為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勖、於誌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等，分為三班，每班六人，輪流值日，與李世民晝夜講論，史稱“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讚，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李世民對這批文士“供給珍膳，恩禮優厚”。這些人既是李世民的文化教師和學術顧問，也是他的智囊團和在貞觀時期宰相政事堂的主要班底。太宗在登上皇位之後第一天的群臣大會上，提出“偃革興文”，隨後即用“予以升遷”“破格擢用”等名義，提拔了一批“學識優長，兼識政體者”為中央政府各主要部門的領導人，例如對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征、溫彥博、王珪、戴胄等人的大力提拔和重用。此後，以上書議政，求諫納諫，科舉特舉等方式，擢選了一大批文人進入朝廷中樞機構。
唐代所謂的“文人”“學士”“儒者”，大都指的是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子，它大體上包括統治階級內部不同門第的上層士大夫和來自社會中下層的文人寒士。由於其本身來源上的寬泛和流動的特性，從達官貴人到胥吏貧民，使得他們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獨立的社會階層；加之魏晉至隋朝數百年門閥政治的把持和壟斷，以及隋末戰亂的毀滅和打擊，更使學者文人無法在社會生活尤其是政治活動中發揮作用。隋末唐初的尚武輕文之風，是再普遍不過的現象。但是，伴隨著唐代社會環境的改變，一個不同於前代也有異於後期的“貞觀式知識分子”的新型群體，在偃武興文的國策出台和落實過程中，悄然崛起。
回顧前朝的曆史，兩晉南北朝實行的“九品中正製”，使門閥巨族一直扮演著參政的重要角色，不僅使寒族無法憑資取官，而且從政治上堵塞了當時廣大知識分子從政做官的道路。加之頻繁的王朝更迭，造成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政治鬥爭局麵，文人士大夫的頭麵人物往往處在身不由己的政治旋渦之中，使大多數文人士子不敢貿然從政，即使是參政的寒門士人也常常成了泯滅個性的奴才，所以他們的參政觀既不是視政治為不屑一顧的髒物，也不是懷有一定的政治抱負要大幹一番事業，而是超乎政見炎涼和遊離政界紛擾的消極思想。唐朝此時期的知識分子由於置身於前代門閥統治衰落終結和後朝高度集權專製統治即將開始的過渡時期，能在封建社會發展局部更新的上升時期裏獲得得天獨厚的精神條件，能夠在有為的時代裏將政治理想和行為活動統一起來，所以，他們對參政不再持猶豫觀望的態度，而認為直接參政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和實現理想，體現價值的標誌。唐代知識分子的這種胸圖大誌、積極有為的進取思想、時思報國、兼濟天下的遠大抱負，與唐太宗所希冀的“偃武興文”的戰略大轉變正好一拍即合，知識分子思欲濟蒼生安社稷，以天下為己任的參政觀，正好形成了貞觀時期以文治國政策的理想的精神基礎。一方麵新政權迫切需要網羅吸收文人學士，一方麵文人學士也強烈需要入仕做官，參政議政，這樣就彙成了一股文人做官的時代潮流，逐步形成文人掌權的政治局麵。比較典型的是寒士馬周，就是以代人議政而被選拔為中書尚書，後來又迅速躋身於政事堂，成了宰相。從貞觀元年（627年）到貞觀四年（633年），以文人入相而充實政事堂的任命詔令就達8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