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素以“人鏡”“千秋金鑒”著稱於世，是曆史上有名的諍臣，後晉劉響等在《舊唐書》中稱：“前代諍臣，一人而已。”宋代歐陽修、宋祁等在《新唐書》中讚：“三代遺直”，清代趙翼則說：“貞觀中直諫者，首推魏征”。
魏征不僅至公為上，無私無畏，直言敢諫；學識淵博，才思敏捷，能言善諫；而且論道佐時，首倡“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哲理，佐太宗開廣言之路，並在朝廷中為諍臣張目，興諍諫之風。因而，貞觀一代呈現了封建社會曆史上罕見的開明局麵。
史載：有一次，唐太宗問魏征：“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回答：“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他進一步闡述說：以前堯舜開放四方的門路，使自己看到四方的事情，聽到四方的言論。因此，當時雖然有共、鯀這批壞人，也不會受他們蒙蔽，奸佞小人的恭維話和奸計，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就不是這樣，他居深宮之中，偏信趙高，結果直到統治崩潰，百姓背叛了，他還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異，結果侯景領兵打到京城，他還蒙在鼓裏。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人民到處揭竿而起，他還一點兒也不清楚。魏征一連列舉了三個曆史故事，生動而形象地闡明了“偏信”的危害和“兼聽”的重要性，然後說：“君能兼聽，則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太宗“甚善其言”。
魏征認為人君能否兼聽納下，是直接關係到國家興亡的大事。有一次，在和太宗討論守天下難、易時，魏征說：“守天下甚難。”太宗問：“任賢能，受諍諫則可，何謂為難？”魏征解釋說：“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唯令兢懼，日陵月替，雕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如果國君對諫奏事情的人，隻準他們戰戰兢兢、謹慎畏懼地說話，必然阻塞視聽，導致國勢一天天衰落而走向危亡。他還曾對太宗說：“自古以來人君為難，隻為出言即出善惡。若人君出言欲聞己過，其國即興；若出言欲人從己，其國即衰。古人雲：‘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正為如此。”太宗也很讚成這一觀點。
可見，魏征和李世民君臣二人，對於“兼聽則明”及其重要意義的認識，是一致的。太宗要治理天下，奠定太平之基，把“任賢能，受諍諫”作為基本國策；魏征則“以身許國，直道而行”，不僅仗義執言，以諍諫為己任，而且還“深懼群臣莫肯進言”，竭力佐助太宗廣開言路，疏通各個方麵信息反饋的渠道，以求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使政治生活趨向健康。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上尊下卑，要實現廣開言路，上下無所阻隔，需要克服許多障礙，其中關鍵在於皇帝的態度。皇帝處於層次分明的封建等級社會的寶塔尖上，因此他能否喜聞己過，虛懷納諫，對於能否廣開言路，至關重要。
貞觀初期，魏征曾對太宗講了一件往事，隋朝時，曾發生過一樁盜竊案，隋煬帝下令於世澄進行追捕。於世澄隻要懷疑誰像賊，就嚴加拷打，含冤承認自己是賊的多達2000餘人，煬帝下令將這2000餘人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覺得這件事不正常，就試探詢問作案人的情況，得知有六七個人是在案發那一天，才從另外的監獄獲得釋放的，剛出獄，即遭到追究堪問，由於忍受不了酷刑的苦痛，才招認參加了這次盜竊。張元濟進一步追究查詢，查明2000人中隻有9個人在案發當天行蹤不清，官吏中有熟悉他們的，知道那9人中有4人根本不是賊。然而，負責行刑的官員因隋煬帝已下令斬決，便不再以實情上奏，將2000人全部殺掉了。他通過這個故事進行勸諫，說明隋朝“臣下鉗口”，上下壅塞，以至滅亡，首先是由隋煬帝剛愎拒諫造成的，要想不蹈亡隋的覆轍，君主首先必須有博采廣納的器量，創造廣開言路的條件和氣氛。
首先，必須“以謇諤為忠”，大力提倡下級直諫。有一次太宗問群臣，為什麼近來全無諍諫？魏征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從前，齊景公射箭時，根本射不中目標，而左右卻紛紛叫好。景公慨歎說：“自晏子身故，不複聞寡人之過。”他的臣子弦章進言說：“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謇諤為忠，則人皆晏子。”魏征繪聲繪色地講完這個故事之後，對太宗說：“陛下若經常表揚，稱讚諍諫之士，到需要提意見或建議時，誰能不盡忠心呢？”他還在《理獄聽諫疏》中說：“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裏斯應，信不為難。”說明隻要國君好聞直言，歡迎別人批評，大力提倡諍諫，那麼造就忠正之士，廣開言路是不難做到的。
其次，必須和顏悅色，創造臣下暢所欲言的寬鬆氣氛。封建時代君尊臣卑的朝廷禮儀，也往往造成君臣阻隔的氛圍，使臣子上殿以後，手足無措，知而不言，言而不盡。有一次，一位大臣上書陳述有關西藩的事情，寫得入情入理，頭頭是道，但太宗找他麵談時，他卻戰戰兢兢，語無倫次。太宗認為，就隻叫他麵奏這麼一件事，不應如此戰懼。魏征說：“天顏俯臨，豈得不懼？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複尋思。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常易事尚難如此，況諍諫之人，出言皆是觸忤？賴蒙陛下假其顏色，若不如此，理終不申。”他請太宗在朝堂上要盡量和顏悅色，用以緩和臣下麵見君王時的緊張心理。太宗也發現由於自己“戚儀嚴肅，百僚進見者，皆失舉措，因此，每見人奏事，必假借顏色”。即使臣下的建議不合自己的心意，也不加嗔責，耐心地傾聽，而且對於像魏征那樣的敢言直諫的大臣，還能以師友待之。他曾說：“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群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群臣親如一體耳。”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君臣身份的隔閡，有利於造成一種直言敢諫與虛懷納諫的寬容、和諧的政治氣氛。
再次，必須博采廣納，不要因人廢言。不管是什麼人，隻要他提的意見或建議有價值，都應當認真研究、采納，這樣才能真正溝通信息反饋渠道，傾聽來自各方麵的聲音。魏征提倡“采芻蕘之言，從忠讜之策”，認為隻要提出的主張能對治國安民有所裨益，即使是出自山野割草砍柴的百姓之口，也要認真聽取和采納。太宗也主張重所“言”，而不重“言者”，他曾說，“言之而是，雖在仆隸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隻有這樣，才能兼聽博采，及時聽到各階層民眾的呼聲。
最後，必須讓人暢所欲言，不要苛求其百分之百的正確。貞觀之初，有許多人向太宗“上封事”，然而，有些意見並不中肯，太宗感到厭煩，想加以責罰。魏征說：堯舜時代，在大路口樹立木柱，讓人們在上麵書寫對政事的意見，稱為“謗木”。古時君主樹立這種謗木，是想借此知道自己的過失。現在的“封事”，就是謗木的遺風啊！陛下要知道政事的得失，應當讓人暢所欲言。說對了，對朝廷有益；說錯了，對政治無損。太宗高興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對上封事者都加以慰勉。上級對下級的意見不苛求，才能打消下級不必要的顧慮，大膽提出自己的意見或建議，以供上級博采眾議，做出正確的決策。
唐太宗欣然采納魏征的這些主張，他對納諫亦有頗為深刻的認識：“逆耳之辭難受，順心之說易從。被難受者，藥石之苦喉也，此易從者，鴆毒之甘口也。明王納諫，病就苦而能消；暗主從諛，命因甘而致殞。”因此，屢屢鼓勵臣下直言規諫，匡正己非。
貞觀之初，唐王朝除了從道義上提倡和鼓勵直言諍諫之外，還建立了一係列製度；
第一，讓諫官與聞政事。貞觀元年（627年），詔令“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唐代的諫官主要有：左右散騎常侍4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8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讚相；左右補闕12人、左右拾遺12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等等。讓這些諫官隨宰相入內閣“平章國計”，這是貞觀之初的一個創舉。這一製度的建立，一方麵表明朝廷對諫官的重視和諫官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麵也有助於最高統治集團及時聽到各種不同意見，拓寬信息反饋渠道，以保證決策的正確。
第二，健全封駁製度。貞觀之初，重申和健全了中書省、門下省的辦事製度。規定：中書省掌軍國政令，草擬皇帝的製敕詔令，門下省負責審議中書省起草的文件，目的在於互相製約，起到監察作用。然而，在封建官場上，許多事往往不可能完全秉公辦理，太宗批評說：“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比來或護己主短，避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亡國之政也。”指示二省官員“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還說，你們身居機要之職，如果隻是署署名，照抄照轉，這樣的事情誰不能幹，又何必擇才呢？作為中樞機關的中書、門下兩省，堅守直道，就可以避免重大決策的失誤。昔時有過“五花判事”的製度，凡軍國大事，先由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然後由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查，再交門下省給事中、黃門侍郎進行駁正。貞觀之初“始申明舊製，由是鮮有敗事”。
第三，諸司皆於正牙奏事。為了杜讒邪，唐太宗規定凡宰相奏事，不但諫官、史官隨之，而且“諸司皆於正牙奏事”，使意見公開化，以防止勢利小人挑撥離間。
第四，五品以上京官，“更宿中書內省”。太宗規定：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次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敦得失”，以便及時了解下情。
由於唐太宗采納魏征的主張，采取切實措施，廣開言路，兼聽博納，因此有效地避免了重大決策上的失誤。
魏征不僅倡兼聽宏論，佐太宗開廣言之路，而且身體力行，為諍臣張目，大興諍諫之風。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對納諫還是有比較深刻的認識的，史籍中對此也多有記載。例如：貞觀二年（628年），他曾對杜如晦說：“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並引隋朝的曆史教訓說：隋煬帝是因為下麵沒有諍臣，自己又聽不到過失，罪惡積累，禍害盈滿，才導致滅亡的。“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令誌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但是他畢竟是個獨攬大權的封建皇帝，未免有接受不了批評的時候，有時言辭過於激烈，他受不了；有叫對他約束嚴格一些，他也受不了，因臣下直言忤意而大加責怨的事，還是時有發生的。每當這種時候，魏征都挺身而出，為諍諫者辯解，使太宗“霽威”改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