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10年左右的社會大動蕩之後，唐初經濟破敗，民戶凋殘，社會蕭條，當時戶不滿300萬，還不到隋代極盛時期的三分之二。黃河之北“千裏無煙”，江淮之間“鞠為茂草”，到處是荒涼殘破的景象。到了貞觀初期，仍然是“霜旱為災，粟價騰起，突厥侵攏，州縣騷然”，“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一鬥米”。如何盡快地醫治社會的創傷，安民興邦，就成了擺在唐王朝君臣們麵前極為緊迫而繁重的任務。
殘酷的現實，無疑給封建統治集團以沉重的壓力，但同時也為有誌之士提供了施展聰明才智的廣闊舞台。作為太宗股肱之臣的魏征，以史為鑒，特別注意吸取隋二世而亡的經驗教訓，並且不拘一格地從儒、道、法諸家學說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提出並推行了一係引治國良策，它的核心是：施行仁政，取信於民；清靜無為，予民生息。這些政策的實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民心的向背，是一個政權興衰存亡的關鍵，要鞏固新興的唐王朝，首先必須取信於民。
魏征認為：“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行，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他把實行德政和取信於民看作是國家的大綱，擺在了至關重要的位置。
魏征堅持示民以誠信，他援引孔子的話說：“人無信不立”，又引老子的弟子文子的話說：“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意為：同是一句話，有的話能夠得到人們信任，這是因為說話之前已經取得了信任；同是一個命令，有的命令能夠實行，這是因為命令之外還有真誠的精神。他接著分析說：說了話不能實行，是因為說話沒有信用；發出命令而人民不願服從，是因為命令缺乏誠意，說沒有信用的話，發布缺乏誠意的命令，君子是絕不會那麼做的。對此，他曾多次告諫太宗要講求誠信。甚至不惜為此抗詔令、逆龍麟。
史載：武德九年（626年），太宗初即位時，負責征兵的簡點史與封德彝等人，都想把中男18歲以上的征調入軍。（初唐規定16歲為中，21歲為丁）充力役，因此征兵不能在16～20歲的中男間進行。時任尚書右丞的魏征，堅持原則，行使封還詔書之權，征兵的文書發出三四次，他都不予簽署。封德彝再次上奏，太宗十分生氣，又發出敕令：“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但是魏征仍執意不從，拒不簽發文書。太宗怒氣衝衝地召見他，變臉變色地責問說：“中男當中如果真是矮小的，自然不抽他們從軍，如果身形結實壯大，也可以抽取，這對於你有什麼妨礙？固執得太過分了，我不理解你的用意！”魏征神態嚴肅地回答：“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如果連中男都抽去從軍，田租賦稅將從哪裏去獲取供給？並且，進而直言不諱地指出：陛下總是說“吾以誠信禦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現在即位時間不長，可是已經失信了！這種直截了當的批評，使太宗大吃一驚，不無驚愕地問：你所說的不守信義，是指哪些事呢？魏征說：陛下剛即帝位，發的詔書說，虧欠的官家物資，全免。然而有關部門卻以為虧欠秦王府國司的，不算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秦王府之物，怎能不算官物呢？陛下又曾下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複一年”，繼而又有敕令說：“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既已散還其已輸之物，而複又征調，百姓固不能無怪，已經征收到了物資，又立即抽點壯丁入伍，把第二年作為免除賦役的開始，用什麼來取信於民呢？還有，共同治國所依靠的，在於刺史、縣令這些地方官，平時收取賦稅，全委托給他們，到了選拔壯丁時，就懷疑他們詐偽。既然不信任他們，又希望他們誠懇而守信義，不也很難嗎？一席話說得太宗轉怒為喜，他懇切地對魏征說：“我見你固執不已，懷疑你不了解情況，現在聽你說國家不守信義，是不了解民間情況，我對此沒有認真思考，過錯也是很大的！”處理事情往往這樣失策，怎能把國家治理好？於是停止檢點中男入伍。
史籍中，關於魏征規勸唐太宗行仁政與守信義的記載不絕如縷，直至他辭世之前數月，太宗問他：“我克己為政，盼望趕上前代英明君主，認為積德、累仁、豐功、厚利這四件事是首要的，常以此來自勉，但不知我的作為優劣如何？”魏征機智地抓住這一進諫的好機會，回答說：“德、仁、功、利，陛下倒是都兼顧了。國內平定禍亂，國外征服戎狄，是陛下的功業；安撫所有百姓，使他們各有生業，是陛下所謀的利。如此看來，立功、謀利的事做得多，隻是德行、仁義這兩件事，願陛下奮發不止，一定是可以達到的。”
魏征就是這樣不遺餘力地輔佐太宗布德施惠，取信於民的。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對此盛讚說：“以太宗為君，魏征為相，聊修仁義之義而天下貼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辮歸誠。”
為了醫治戰爭創傷，盡快恢複國家的元氣，魏征主張實行清靜無為、予民生息的政策。清靜無為，源於道家的哲學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雲：“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道家認為，宇宙萬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無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也應以“無為”為主。老子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根據這一基本原則，漢初的統治者曾實行清靜無為、予民生息的政策，對穩定社會秩序和發展生產起過重要的作用。魏征認為“靜者為化之術”，實行仁政，達到教化的目標，必須以清靜無為、予民生息為出發點。要想使人民能夠休養生息，一是要避免發動不必要的戰爭，以免勞民傷財；二是統治者要盡量少攪擾百姓；三是統治者要戒奢尚儉，以免征徭無度，違誤農時。這些都是魏征直諫的重要內容，也是後人稱道魏征治國良策的一個重要方麵。
統一全國的戰爭結束以後，唐王朝統治者的注意力需要從軍事鬥爭轉移到和平建設方麵來，魏征為此屢屢提醒太宗要偃武修文。有一次，當太宗談起漢武帝通西域和隋煬帝征伐不息的故事時，魏征進諫說：漢武帝時天下無事，府庫充實，兵馬強盛，於是隨意向四夷用兵，搞得“老弱疲於轉輸，丁壯死乎軍旅，海內騷然，戶口減半”，國用不足，府庫空虛，於是侵漁百姓，內外窮困，直到晚年，他才開始覺悟，下了哀痛之詔，幾乎鬧出大亂子來。隋煬帝依仗國力強盛，便想追隨漢武帝“戎車屢動，人不聊生”，十餘年間，身亡國滅。“陛下威加海外，無遠不臻，深唯二主以為殷鑒，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魏征把皇帝能不能偃武修文，提到了事關全國人民能否安居樂業的高度，勸誡太宗千萬不要發動不必要的戰爭。他為了使太宗偃武修文，每逢慶典或宴會演奏表示武功的“七德舞”，他都低頭不看，到演奏表示文治的“九功舞”時，才認真觀賞，以此對太宗進行諷諫，連參加宴會、觀賞歌舞之時，都念念不忘偃武修文，可見魏征用心之良苦。
唐王朝是在隋末戰亂之後建立起來的，太宗很重視以亡隋為鑒，魏征便在奏疏中分析隋朝敗亡的原因說：我們遠遠比不過隋朝的庫藏、兵力和戶口，但隋朝由富強而轉政亡，是因為隋煬帝橫征暴斂，徭役不止，使得百姓不能安居樂業；我們卻以貧窮而使得天下安寧，是因為陛下清靜無為，使百姓能夠休養生息。對比之後，他指出“靜之則安，動之則亂”。魏征的這些主張，太宗“深嘉而納用”，因此，魏征健在的時候，沒有發生過不必要的戰爭，直到他辭世以後的貞觀十九年（645年），太宗才親自率兵攻擊高麗，錯誤地發動了一場曠日持久、勞民傷財的戰爭。在班師回來的路上，他想起了魏征生前的勸誡，慨歎地說：“魏征若在，吾有此行邪！”可見，對於貞觀年間偃武修文政策的確定與執行，魏征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