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認為，要使人民能夠得到休養生息，統治者還要避免攪擾百姓。自秦始皇以來的許多帝王，在天下平定之後，都要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向天地祝告事業的成功。舉行封禪大典排場極大，不僅有成千上萬的官吏和侍衛陪同出行，而且由長安到山東泰安，沿途各州縣都要修築道路，供奉精美的食物和各種奢侈品，這無異一次公費大旅遊，因此，許多人都以有生之年能參加一次封禪大典為榮耀。
貞觀六年（632年），平定突厥，少數民族紛紛朝貢，五穀連年豐收，“祥瑞”也不斷出現，因此一些州府大吏紛紛請求封禪泰山，朝臣也盛讚太宗的功德，竭力促成此盛舉。太宗更是興致勃勃，連發兩個詔書：一是《詳定封禪儀詔》，定於來年二月有事泰山，命令有司與公卿並諸儒士及朝臣有學業者詳定其儀；二是《求訪賢良限來年二月集泰山詔》，令天下諸州薦舉賢才，上報名單，“限來年二月總集泰山，庶獨往之夫，不遺於版築，藏器之士，方升於廊廟”，借機收羅俊才，同時也為封禪大典增輝。舉行封禪大典已勢在必行，唯獨魏征提出反對意見，太宗希望魏征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意見，不要有所隱諱。於是，君臣進行了一番對話：
太宗：“朕功不高邪？”
魏征：“功高矣。”
太宗：“德不厚邪？”
魏征：“德厚矣。”
太宗：“華夏未理哪？”
魏征：“理矣。”
太宗：“年穀不登耶？”
魏征：“登矣。”
太宗問道：“那為什麼不能封禪呢？”於是，魏征分析了當時的國情，從容地陳述了舉行封禪將幹擾以靜撫民政策的道理。他說：“陛下的功績雖高，但百姓心中還未記住你的恩惠；陛下的德行雖厚，恩澤還沒有遍施於人；華夏雖已安定，但還不足以負擔得起舉行祭告天地大禮的費用；吉祥的征兆雖然出現，但大小刑網還密布於天下；雖然連續幾年獲得豐收，但是糧倉還很空虛。”為了能夠使太宗回心轉意，魏征在講述了這些理由之後，又做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有一個人，十年間長期患病，經過治療，病剛剛治愈，卻虛弱不堪，如果這時硬要他背著一石米，同行百裏路，他一定無法辦到。”他說：“隋朝的禍亂非止十年，陛下作為治療這個頻遭喪亂的國家的良醫，解除了它的疾苦，雖已治平無事，但還沒有充實，這時就向天地祭告成功，我暗自感到疑惑。況且陛下東封泰山，各國前來參加慶典的使者都要向那裏聚集，遙遠邊地的人，無不疾速趕來。現在從伊、洛二水向東直到東海、泰山，草木叢生，遍布大澤，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怎麼可以讓那些外族人來看這些虛弱之處呢？而且竭盡國家財力，不能滿足遠方來人的欲望；增加免除賦役的年份，不能補償百姓的勞苦，如果碰上水旱災害，天時變化，人們將橫生議論，那就後悔莫及了。”魏征通過入情入理的分析，終於打動了太宗。於是，太宗斷然收回成命，下了《停封禪詔》，並說：“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義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這表明他完全接受了魏征的觀點。此後，群臣又屢次請求封禪，但都未能成行。隻有統治者不無故使國力受損，以靜撫民的政策才能得以貫徹執行。
要想以靜撫民，統治者必須節製自己的貪欲，提倡儉樸，力戒奢靡，魏征為此多次告誡唐太宗要“戒奢以儉”。太宗鑒於隋煬帝的教訓，貞觀初期還是很注意節儉的。貞觀四年（633年），他對侍臣說：“崇飾宮宇，遊賞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這話說得很是在理。魏征順水推舟，加以發揮說：“陛下本憐百姓，每節己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隋煬帝誌在無厭，唯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竟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自所親見。為典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啼不足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亦不足。”太宗被他的直諫深深地打動了，說：“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然而，一個至尊無上的君主，能夠克製自己，是很不容易的。隨著經濟的恢複，太宗也時不時地追求起奢靡和享樂來，對此，魏征千方百計地進行匡正。貞觀十一年（637年），太宗在洛陽建造了飛山宮，魏征即上疏說：隋朝統治30多年，勢力及於萬裏，連外國也懼服它的聲威，可是一下子就崩潰了，難道煬帝不樂意太平而喜歡滅亡嗎？這是因為他恃其富強，不虞後患所遺成的。現在隋朝的天下已歸大唐所有了，那麼該怎麼辦呢？他講有上、次、下三策：“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廈，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唯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勸誡太宗要采取上策，甘心居住在卑陋的宮殿裏，不要大興土木。
貞觀十二年（638年），太宗東巡將至洛陽，路上住在顯仁宮，往往因供應不周而責罰人。魏征進言說：陛下這次行幸洛陽，是因為這裏原是舊時的征行之處，想加恩於故老的，但是這裏的人們未蒙恩澤，官司苑監卻受到不少責罰，或者由於供奉的食物不夠精美，或者由於本地人民不給奉獻食物，“此則不思止足，誌存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負百姓所望？”“隋主每命在下多作獻食，好為供奉，倘不好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為無限，遂至滅亡”，“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需戰戰兢兢，每事儉約，參蹤盛烈，貽訓子孫，奈何令在下之人悔不為奢麗也？”太宗大驚說：“今後決不會再發生這類事了。”
由於魏征等人的匡正，太宗基本上做到了儉樸自持，即令晚年興建的玉華宮，也還是“務以儉約”，“正政瓦覆，餘皆葺之以茅”而已。雖然他在晚年漸趨追求享樂，然而奢侈腐化的現象終未能占據支配的地位。
封建社會是以農為本的，農業是生產部門，農民是主要生產者，因此，減輕負擔，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發展的關鍵。魏征對此有明確的認識，在他的建議和勸諫下，太宗在唐初力行均田，采取減免賦稅等措施，對農業生產的恢複均起了促進作用。
農業是封建時代社會經濟的主要部門，農夫在士、農、工、商四民的人口總數中占有絕大的比重。因此，魏征的靜以撫民、恢複和發展經濟，主要體現在他對農民和農業生產的關注之上，勸課農桑成了重視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一項帶有根本性質的政策。為勸課農桑，唐太宗恢複了古代的“藉田”之禮。“藉田”之禮及其儀式，始見於《國語·周語上》的記載，體現了西周統治階級對於“民之大事在農”的重視，即所謂“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幹農功”。春秋戰國的幾百年間，諸侯征戰，藉田之禮遂廢。西漢初年的漢文帝，重視恢複發展農業，曾行藉田之禮，並導致了“文景之治”的出現。漢末以來，國家分裂，藉田之禮亦被廢棄達數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