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三年（629年）正月戊午日，唐太宗祀太廟，癸亥日，耕藉田於東郊，這一天，唐太宗帶領有關官員，按照天子行藉田之禮的儀式“躬禦耒耜，藉於千畝之間”。由於藉田之禮廢棄已久，人們對於藉田之禮的儀式感到很新奇，“觀者莫不駭躍”。唐太宗行“藉田”禮，表明他對農業生產的重視，預示著“貞觀之治”的到來。
唐太宗還經常派使臣到各地巡行視察，勸課農桑，向使臣講述勸農的意義，指出“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穀不登，恐由朕不躬親所致也”。他還要求勸農的使臣到達各州縣時，“遣官人就田隴間勸勵，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還，多廢農業，若此勸農，不如不去”。可見，唐太宗告誡勸農使臣，到州縣後不要講排場，走形式，要講求實效，不許名為勸農而實則增加農民的負擔。
為落實勸課農桑，唐太宗強調“不違農時”的重要，認為“農時甚要，不可暫失”。據《貞觀政要·務農》記載，有關官員上書說：“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唐太宗認為二月正值春耕即將開始，擔心此時為太子舉行加冠典禮，“恐妨農事，今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上奏說，按照陰陽學家的理論，太子的典禮“用二月為勝”，唐太宗駁斥說：“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祜，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太子的加冠典禮，不能不說是大事，選擇在吉時舉行，亦是理所當然。然而，當典禮與農時發生衝突時，唐太宗以“恐妨農時”為由，將冠禮“改用十月”。足見他對不違農時的重視。唐太宗喜好狩獵，但他即位後的狩獵活動，大都在10～12月進行，亦是在農閑時期，基本上沒有違背周代“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的古製。
均田製是北魏以來所推行的一種土地製度，這種製度是由政府分配給農夫一定數量的土地，並按照分配的土地數量多寡向農夫征收賦稅。然而，在人多地少的地區，這種均田製度很難推行，由於大地主的兼並土地和實際上的人多地少，農夫不可能分得國家所規定的耕地數量。事實上，各地農夫所分得的耕地多少不一，甚至在有的地區則根本沒有實行。
唐代初年，由於隋末戰亂，人口流失，土地荒蕪，使得國家直接控製了大片的無主荒地，為推行均田製在客觀上提供了有利條件。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三月，頒布均田法令。均田法令規定：凡丁男、中男（18歲以上者）授田一頃，其中80畝為口分田（又稱露田），20畝為永業田（又稱世業田），口分田在受田人死後交還官府，由官府另行分配給他人；永業田可傳給子孫，規定要種植桑、榆、棗等樹木。農民所受耕地原則上不得買賣，但遷徙他鄉或遇喪事及家貧等原因，可以出賣永業田；如果自狹鄉（人多田少地區）遷徙寬鄉（人少田多地區），可以出賣口分田。總之，永業田授而不還，可以繼承或買賣，實際上已歸農民所占有；口分田最終將歸還官府，一般不許買賣，農民隻有使用權。此外，均田法令還規定：因土地瘠薄而需要休耕的田地，授田量可增加一倍；老弱殘疾者給田40畝；寡婦30畝，自立門戶不再嫁人的再增加20畝，其中皆以20畝為永業田，其餘為口分田。貴族官僚的授田數量，根據爵位和官階的高低不同而不等，但數量遠比農夫高，如職事官從三品授永業田20頃，正四品受永業田14頃。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至武德九年（626年），由於皇室內部太子與秦王爭權鬥爭激烈，均田製並未能認真貫徹執行，唐太宗即位後，著手認真地推行均田製。長孫皇後的族叔長孫順德出任澤州（今山西晉城東北）刺史，“折節為政，號為明肅。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貞觀十一年（637年）七月癸未日，洛陽地區天降暴雨，穀、洛二河汛濫，洪水流入洛陽宮城，衝毀宮寺、民居無數，溺死6000餘人。唐太宗為此詔令“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戶”。上述兩條記載表明，唐太宗確實實行向無地或少地農民分配土地的均田製度。
唐太宗推行均田製度，實際上隻能是施之於“荒閑無主之田”，“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因而在人多地少的狹鄉，農民不可能得到均田法令所規定的田畝數量。
為解決“狹鄉”授田畝數不足的問題，唐太宗鼓勵農民向地多人少的寬鄉遷徙，落實授田畝數。據《新唐書·崔善為傳》記載：“貞觀初期，（崔善為）為陝州刺史。時議：戶猥地狹者徙寬鄉。善為奏：‘畿內戶眾，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為避免造成關中地區軍事力量空虛的現象，於朝廷安全不利，唐太宗經過考慮，沒有在關中狹鄉推行鼓勵遷徙的政策，至於其他地區，則推行這一政策。均田法令的推行，對於唐代初年的擴大耕地麵積、增加糧食產量，對農業的恢複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唐初與均田製相適應的，是租庸調的賦役製度，這一製度初定於武德二年（619年），修訂於武德七年（626年）。租是受田戶每年每丁要納粟2石；庸是每個受田成年勞力要為國家服役20日，如不服役可用絹代役，每日絹3尺，20日共計6丈；調是每丁納絹2丈，另加絲綿3兩，或者納麻布2丈5尺，另加麻3斤，如果在20日外加服徭役15日，則免交調，加服30日徭役，則租調皆免，正役不得超過50日。租庸調始行於隋文帝時期，唐代沿用此製並作了相應的改革，有所進步，如隋時奴婢受田並繳納租賦，唐代則奴婢不受田亦不繳租賦；隋時，百姓年滿50免收“庸”，而唐代一切徭役均可輸庸代役。
唐太宗對租庸調賦役製度沒有進行重大的改革，但他在即位後確實實行了“輕徭薄賦”的政策，減輕農民的負擔，以有利於安定秩序，恢複並發展農業生產。
據史書記載，武德九年（628年）八月即在他即皇帝位之時，詔令“關內及蒲、芮、虞、泰、陝、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複一年”。
貞觀元年（627年），“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貞觀四年（630年），“冬十月壬辰，幸隴州，曲赦隴、岐兩州，給複一年”。
貞觀七年（633年）八月，“山東、河南三十州大水，遣使賑恤”。
唐太宗深知大興土木、徭役過重給人民帶來的災害及其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他不僅本人以此來約束自己，而且通過製定法律來約束地方官員。總之，唐太宗的輕徭薄賦政策，對於唐初農業經濟的恢複確實起到了保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