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對唐太宗的諸多進諫和奏對中，識別人、判斷人，亦是一重要內容，並提出了一整套理論和主張，乃至判斷官員的標準原則，其中許多亦被唐太宗當作至寶而欣然采納，於是使之成為貞觀年間乃至整個唐代和封建社會中後期帝王擇官用人的標準，他的這套主張集中在貞觀十四年（640年）的一篇上疏文章中：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鹹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義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鹹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嶽、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裏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逄、比幹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
文章開頭的這一段，論述了君王識別人臣和擇而用之的必要性，有了忠良之臣，則國家才可望治理，天下可以指望太平。但選拔任用賢良大臣，並不是件隻有堯、舜、文、武等聖王才能做到事，當今的皇上隻要真心去追求，而且虔誠地盼望賢才，同樣也有賢良之臣大量湧現出來。那些珍禽異獸，奇巧寶物，有的不能動，有的不會說話，都可以從遙遠的異域，千裏迢迢的海外陸續收集到京城皇宮裏來，就是因為君主喜愛，便可實現獻納身邊的願望。何況作為吃君王的利祿，沾君王的榮光的帝國臣民，他們有人性，有起碼的道義良知，隻要皇上真的求賢訪哲、用忠良為輔弼，拔孝廉為股肱，那麼全國不知有多少個既孝且忠，既信且廉的優秀棟梁之臣。文章開頭的這一部簡明扼要，但說理極充分，令人不多辯而自膺服。接下來魏征就要具體而全麵地敘述他的中心議題，即詳細準確地托出其擇官用人的標準了：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
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
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來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然之處，如此者，聖臣也。
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
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教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
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
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麵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謂六正。
何謂六邪？
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言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三曰，內實險誠，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
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
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幹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是謂六邪。
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榮，死則見忠，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日：“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禦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
魏征援引了西漢時期的《說苑》中總結的“六正”“六邪”來作為唐代選拔官吏的用人標準，明顯地強調為臣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參考因素。例如“六正”中，良臣、忠臣、貞臣、直臣都是就其德行而言的，隻有智臣是就才能而言，而聖臣則德才兼有之。在“六邪”中，沒有一種是由於無才，全部是由於無德。因此，可以看出，魏征的用人主張是堅持“舉行能之人”，要求官吏才行兼備，但實際上是把德行置於才能之上，即首先看一個人在政治上是否正派，至於工作能力，則屬於第二位。關於這一點，魏征說得更清楚：“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若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隻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世唯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具兼，始可任用。”在實踐中，唐太宗正是按魏征所主張的這些原則來選拔任命官員的，如他曾稱讚虞世南是“博聞、德行、書翰、辭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的全麵人才。擢拔盧祖尚是由於他“才兼文武，廉平正直”。有一次唐太宗問侍臣：“梁、陳名臣，有誰可稱？複有子弟堪引進否？”岑文本回答說：“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世充將受禪，群僚勸進，憲子承家托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實繼兄風。”唐太宗於是拜袁承序為晉王友記。在黜退貶降官吏方麵，也是按“正”“邪”標準行事的。隋末江都之變時，裴虔通曾親擒隋煬帝，進行犯上作亂。即使是煬帝這樣的暴君，唐太宗認為臣下也不應該這樣對待他，因為違背了忠君的政治原則，於是下令免去了他辰州刺史的職務，並流放到驥州。魏征提出了“六正”“六邪”標準後，接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