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倡導的“誌存公道”“一一於法”的執法原則，對貞觀司法有著深刻的影響。貞觀之世，循良輩出，湧現出許多不徇私情、不阿權貴的司法官，出現了吏治贏平，“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的政治局麵。
魏征在審判定罪方麵，也提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思想。
第一，重事實，不嚴訊。魏征主張“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主”，就是審判定案要根據犯罪事實進行。要想弄清事實真相，必須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而不能依靠刑訊逼供。魏征提出“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封建時代官吏斷案，是以口供作為定案依據的，為了取得口供，拷訊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手段，屈打成招，是造成冤獄的主要根源。《唐律》雖對拷訊做了種種限製性規定，然而官吏們實際上並不能遵守。依靠拷訊取得的口供來定案，雖然表麵上看來似乎也有理有據，但實際上水分相當大，有的則完全是假的，這是“飾實”，而不是“求實”。針對這一情況，魏征提倡“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反對屈打成招，這對當時的法製建設，很有現實意義。
第二，理獄“必以情”。魏征指出，他所說的“情”，不是苛刻之吏所講的“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仇讎者也”，那是徇情枉法的“情”。而他所說的“情”，是“古人之情”，即指聽訟理獄時，“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深淺之量”。考慮封建綱常和倫理道德，順之者從輕，逆之者從重。
第三，“疑從輕、疑從眾。”在辦案過程中，往往會遇到罪情疑似，不好決斷的情況。魏征援引儒家思想，堅持“疑從輕、疑從眾”的原則。“疑從輕”，即對諸疑罪，與其錯殺，寧可錯放，采取從輕處理的辦法，可分別以相應數量的銅來贖罪。《唐律疏議》規定：“諸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疑從眾”，即對諸疑罪要發揚司法民主，進行“三訊”：一訊群臣，二訊群吏，三訊萬民。“眾所善，然後斷之。”
第四，“公之於法。”所謂“公之於法”，即凡是百姓所痛恨的，就應從重處罰；而凡是百姓所同情的，就應從輕處罰，即使處罰過輕也無妨。他舉例說，同是盜竊，其犯罪的原因和動機有所不同。因淫逸嫖賭而盜竊，是百姓所痛恨的，處罰重些，百姓不以為暴；因怨曠饑寒而陷入法網的，從輕處理，百姓不以為偏。因此“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魏征主張根據百姓的好惡來決定刑罰的輕重，這是與他的民本思想一脈相承的，在當時封建專製的時代裏，能夠提出這樣的思想，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綜上所述，魏征無論在立法，還是在執法以及審判定罪等方麵，都提出了頗具特色的理論。他善於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繼承和發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和氏族“民主”思想，因此他的法律思想帶有一定的民主性，這在當時有其積極意義，在當今，亦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