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封建時代，律不是唯一的法律形式，除律以外，還有令、格、式。律是比較固定的法律形式，條文很少變動；而皇帝隨時發出的詔令，也具有與法律同等效力，甚至超越法律的效力。因此，以令代律，以令亂律或以令違律，朝令夕改的情況，經常發生。魏征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充分行使門下省審核、封駁詔令的職權，凡是有礙於“誠信”的詔敕，一律拒絕簽署，為此，不惜抗聖旨、犯龍顏。前述關於諫止減免的租稅徭役，又令輸納和諫止征點中男入軍的故事，即是其為堅持立法的誠信，而不怕冒風險的典型事例。
第三個特點，是注重立法的劃一性。他說：“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劃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是劃一性的第一層含義；劃一性的第二層含義，是法令條文要周密嚴謹，不要律文自相抵觸而造成司法漏洞。律與詔令和其他典章製度，也不要互相矛盾。立法的劃一性，是保證量刑的準確性的前提，魏征對此也十分重視，這一立法思想，對貞觀法製建設有著很深的影響。《唐律》規定，“諸斷罪旨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就是要以律令的劃一性，來防止法官斷案中上下其手。
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魏征形成了與其品格相一致的執法思想。
魏征的執法原則是“誌存公道”“一一於法”。“誌存公道”，其意不言自明。“一一於法”，前麵的那個“一”，是一律、一切，指所有的人；後麵的那個“一”，是一致、統一，指量刑標準一致。魏征強調：“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執法者必須誌存公道，有法必依，在適用法律上，對所有的人都應一律對待，不能因人而異。
第一，反對“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君主對於臣下，上級對於下屬，有親疏愛憎是難免的，然而在執法時，斷然不可“取舍枉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他對徇情枉法深惡痛絕，指出：“徇私情”、“背公道”，“將求至理，不可得也”，即使是皇帝要徇私情，他也不予通融。河南道濮州刺史龐相壽，是個遠近聞名的貪官汙吏，貞觀三年（629年），他終於受到罰款、撤職的處罰，這本是罪有應得。然而，由於他是秦王府故舊，太宗對他極表同情，派人轉告說：“爾是我舊左右，今取他物，隻應為貧。賜爾絹500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想來個“下不為例”。如果這樣做了，勢必帶來十分惡劣的影響。魏征聞知，急忙趕來進行阻止。他對太宗說，相壽猥濫貪汙，遠近無人不知，現在因為“故舊私情”，不僅赦了他應得之罪，而且加以厚賞，並讓他官複原職，這並無助於他棄舊圖新，況且秦府故舊甚多，如果都“恃恩私足”，必將使好人感到恐懼。此案事關大局，太宗不得不“欣然納之”。他隻好把龐相壽叫到麵前，無可奈何地說：“我昔為秦王，為一府做主；今為天子，為四海做主，不可偏於一府恩澤。”我本來想讓你複任，侍臣認為不可，“侍臣所執極是，便不得申我私意”，於是隻好賜給一些物品打發他走，龐相壽也隻得“默然流淚而去”。
第二，反對法外用刑。在封建社會，皇權大於王法，人情大於王法。魏征指出：“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誌，高下在心。是則舍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如果允許法外用刑，那便徒有立法的寬平，法司可以憑借職權任意魚肉人民。樂蟠縣令犯了法，查實以後，據法律夠不上死罪，但是，太宗為了殺一儆百，下令斬決。魏征進諫說：“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現在帶頭違反法律，人們將“法外畏罪”，手足無措，以後再有犯罪比這更嚴重的，又將怎麼辦呢？太宗於是收回成命，挽回了“法外加罪”的影響。
第三，秉公執法，不畏權貴。封建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的統治，在立法中不能不對特權者做出某些限製，製定出一些約束本階級行為的規範來。要“誌存公道”“一一於法”，就必然敢於解決法權與特權的矛盾，特別是法權與皇權的矛盾。這就需要執法者有剛正不阿、不畏權貴的氣概與品格。魏征說“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就包含著法權高於王權的意思。他提醒太宗：“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為一代明君，一般情況下，能夠引咎自責，自覺守法。然而，由於至尊無上的地位，也難免有違反律令的時候，比如他曾在盛怒之下錯殺了張蘊古、盧祖尚等人。魏征批評他“或屈伸在乎好惡，或輕重由於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據《魏鄭公諫錄》卷2載，貞觀七年（633年），太宗之兒媳蜀王妃的父親楊譽，憑借皇親的權勢，在京城裏爭奪官婢，觸犯了刑律，在刑部任都官郎中的薛仁方，依法將其拘押審問。這一下子可捅了馬蜂窩。楊譽的兒子是太宗的侍衛官，他在金殿上告了禦狀，還故意激怒太宗說：“臣父是國親，故生節目。”太宗一聽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地說：“知是我之親戚，猶作如此艱難，不可容也！”當即下令打仁方100杖，並免去所任官職。薛仁方秉公執法，反遭打擊，魏征急忙上殿，犯顏直諫說：“城狐社鼠，皆是微物，為其所憑恃，除之不易”。皇親國戚。舊號稱為“難理”，自漢晉以來，就沒有好辦法約束他們。本朝皇親國戚在武德年間就多有驕逸，陛下登基以來，已經有所收斂。“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陛下做這樣的決定，無異於“自毀堤防”。太宗承認自己對此考慮不周，改變了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