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少年時代，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就注意到了蘇軾、蘇轍兩兄弟性格的不同。他在《名二子說》一文裏解釋了給兩個兒子取名的緣由：“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曾棗莊先生對此言的解釋很有見地：軾是車上用作扶手的橫木，露在外麵，因此說：“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蘇東坡性格豪放不羈，鋒芒畢露，確實不外飾，結果一生屢遭貶謫，差點被殺頭。轍是車子碾過的印跡，它既無車之功，也無翻車之禍，善處乎禍福之間。蘇轍性格衝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後激烈的黨爭中，雖然也屢遭貶謫，但終能免禍，悠閑地度過了晚年。
雖然蘇東坡在曆次黨爭中都是處於被排擠、受打擊的處境，但他並沒有苟容取合。王安石變法，蘇東坡覺得新法過於激進，危害百姓，反對變法，因此遭到新黨排斥。他離京時，友人文同曾勸他說：“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意思是叫他當心，別再因為吟詩得罪朝廷權貴而惹禍上身。但蘇東坡並沒有聽從朋友好意的勸告，他率真自然的個性，是管不住自己手中那支筆的。從通判杭州到湖州的九年間，針對當時新法的流弊，他寫了一係列的政治諷刺詩，如《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絕》《吳中田婦歎》等。
但同樣出於率真自然的天性，當他在任地方官期間，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處，於是改變了對新法的態度，並勇於承認自己過去的某些錯誤。在元豐年間寫給朋友的信中，他坦率地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若變誌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他反省了自己對新法的偏激態度。但並未利用自己認識缺點的機會去謀求上進，舊黨專權後，蘇東坡批評司馬光專欲變熙寧之法，不複較量利害，參用所長，因而又遭到舊黨排擠，這更是他的率真自然使然。本來司馬光當權時，應該是他求取功名的好時機。但他因為個性使然，放過了這樣的機會，而采取了與司馬光對立的政治態度。
蘇東坡的率真自然個性，是出於對真理的追求。為了真理，他堅守節操，無論受到多大的打擊，都堅定不移。蘇轍的《東坡墓誌銘》說他：“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就連他的政敵也不得不敬仰他的品格，與蘇東坡的蜀黨相對立的朔黨人物劉安世說：“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也。”這是說他不隨俗而變，保有節操。
蘇東坡在《與楊元素書》裏說：“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
可以看出，蘇東坡始終堅持維護自己的人格，而對外界強加於他的打擊、壓迫，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發泄，如食內有蠅，吐之乃已，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愛。
《東坡事類》記載：“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嚐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嚐誡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無一個不好人。”在這一點上，蘇東坡更近於道家的真質。道家對儒家的禮、仁、義的批評，和蘇東坡批評程頤如出一轍。洛學傳人朱熹說蘇東坡：“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卻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蘇東坡並非有意詆毀端人正士，他對雖和他政見不同，但學問道德高人一品的王安石、司馬光都是十分敬仰的。但對於那些假道學，蘇東坡則毫不留情地揭出他們的真麵目。
蜀學和洛學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蘇東坡繼承了蘇洵的觀點，肯定人欲的存在。蘇東坡反對把情和性割裂開來。他在《韓愈論》裏說：“儒者之患，患在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他大膽肯定了情欲，在《與蔡景繁》裏說：“情愛著人，如黐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為沾染。若又反複尋繹，便纏繞人矣。”蘇東坡對程頤的虛偽、死板、固執十分反感。《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一載：“溫公（司馬光）薨，朝廷命伊川（程頤）主其喪事。是如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於朱公，問之。公曰：往哭溫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吊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鏖糟陂裏叔孫通也。’自是時時謔伊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