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克林頓來說，1994年是其施政的關鍵性一年，特別是許多重大的國內問題需要解決，其成敗直接關係到他任內的業績，還將直接影響到1996年的總統競選。但早在這年3月中旬，新聞媒介就捅出了克林頓夫婦很早便與一家房地產公司有經濟方麵的往來，該公司叫白水門公司，是在克林頓州長的庇護下經營的，克林頓還曾用其職權向該公司優惠貸款，因而該公司倒閉之後，被查出有詐騙銀行的嫌疑。
但無論如何，自克氏上台以來，他的一係列改革措施還是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的，比如，長期利率、通脹率以及失業率都有微弱的下降趨勢，國內生產總值則有一定的提高。另外，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和企業的設備投資都在好轉，汽車銷售量增加，建築業開工率提高，消費者支出在增加。所有這些表明，美國經濟正處於上升階段，在向好的方向發展，而且在一些尖端科技領域美國都走在日德前麵，這些對克氏來說，顯然都是有利的。
克林頓的外交重點開始明顯地向亞太傾斜。克裏斯托弗曾說，“對美國的利益而言．沒有比亞太地區更為重要的地區了”，“亞太乃是影響克林頓總統國內日程的關鍵性地區”，而克林頓的首次海外之行在亞洲，並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的建議，並於1993年借擔任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輪任主席的機會把在西雅圖舉行的亞太合作會議部長級例會升格為首腦會議。此次會議上，美中兩國最高領導人舉行了自1989年以來的首次正式會晤，促進了美中關係的改善。
由於美國一味強調其對外戰略中的經濟利益，甚至強迫貿易對手硬性作出某些讓步，以至引起歐日的強烈不滿，再加冷戰的結束使歐、日對美的依賴相對減少，歐、日在經貿問題上也開始對美采取日趨強硬的態度。這種經濟上的摩擦與衝突，勢必危及到雙方的政治關係，給它們在二戰以來所建立起來的盟友關係罩上了一層抹不去的陰影。
作為世界僅存的超級大國，美國在強調其經濟利益的同時，也不忽視對世界事務的幹預，如在波黑問題上，除了擴大經濟製裁、建立審判“種族清洗”罪犯的國際法庭、搞禁飛區和空投救濟物資外，還建議解除對穆族武裝的武器禁運和對塞族陣地實施空中打擊，但在英、法等北約盟國的反對下，克林頓便猶豫不決起來。他這種為適應冷戰後新形勢和美國國情，而試圖實行的一種有選擇卷入的適當收縮方針，給人留下了一種軟弱的形象。因而克林頓政府不久便強調，“美國必須在世界上發揮領導作用”，在行動上也有意顯示美國的強硬形象。
在克林頓即將下台前夕，美國的一些民意測驗顯示讚成他的政策的人竟占美國總人口的70%左右，比當年深孚眾望的裏根總統還高。2001年1月20日，隨著喬治·W·布什就任美國第43屆總統，比爾·克林頓告別了白宮。不過，克林頓現在年富力強，說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結束為時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