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的理由如下：“當前文化戰線上唯一可能的鬥爭是為東西方兩種文化的共存而進行的鬥爭。我並不是說，雙方應該相互擁抱，我清楚地知道，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必然以衝突的形式存在，但這種衝突應該在人與人、文化與文化之間進行，而無須機構的參與。我個人深切地感受到兩種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著這些矛盾。所以我不能接受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高級文化機構授予的任何榮譽，哪怕是我完全理解這些機構的存在。”
法國哲學教授讓·呂克·南希最近在《世界報》上著文說，薩特是個古往今來從未出現過的兩麵神：沒有一個哲學家象他那樣在文學海洋中遊弋，也沒有一個文學家象他那樣大舉進行哲學操練；我們無法理解，邏輯思辯和形象推演，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竟然在同一支羽毛筆下毫無妨礙地非常清晰地表現出來。
對此，薩特的反對者並不以為然，說薩特所作的一切，就是處心積慮地要向人們表明，他是一個怎樣的天才。
有意也好，無心也罷，有一點誰都不會否定：薩特是個勤奮的人。除了去世前幾年間因半失明而輟筆外，他一生中從沒有停止過寫作。與許多人把筆耕看成是一種苦役不同，薩特把它當作是一種樂趣，一種需要，一種人生的基本支撐點。他這樣說：“我沒辦法讓自己看到一張白紙時，不產生在上麵寫點什麼的欲望。”
——傳世佳言——
每一次的主動的大幅度的選擇，是創造生命的精彩的唯一道路，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他人就是地獄。
行動吧，在行動的過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動的結果，此外什麼都不是。
巴黎被德軍占領時，薩特喜歡去一家咖啡館寫作。他每天早上9點到咖啡館，開始工作，奮筆疾書，直至中午。出去吃飯和休息後，下午2點又回咖啡館，繼續工作到晚上8點。晚飯後則在那裏接待朋友。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實際上是在咖啡館定型的。據說，那家咖啡館的氛圍特別適應他那無法收斂的思緒和無法叫停的筆耕。
但是，薩特的魅力大約還在於他的近於狂熱的入世精神。存在主義的著名公式是：存在先於本質。薩特把這運用到人生觀中。他這樣看待人的社會參與：人的出生是由於他的先人撒了幾滴精液造成的結果，他的出生或不出生本來是完全偶然的；人的存在因此並不是按照某種事先設計好的路線而規劃的，人應當“自由地”做自己生活的主人，應當完全介入到自己生存的社會中去，以自己的行為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這種精神使他很自然地對當時的社會持批判態度，而對社會革命大表支持。他的實踐也使他成為當時的大社會活動家、大政治理想家。
總之，薩特很長時間在法國知識界如日中天，是無可爭議的無冕之王。有人把他叫作“老板”。德裏達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那時對我們這些年青人來說，隻有一條路，那就是跟著他（薩特）走。”
但薩特追求入世隻限於精神領域。與他的勤奮和聲望不相稱的是，他的物質生活極其簡陋粗淡。在這方麵，他是本質先於存在。他的收入並不少，有時甚至有成百萬的錢在口袋裏。但他樂施好舍，不知經紀，加上視財富如糞土，再多的錢也放不了幾天。那年為論文的事我去巴黎，順便去看了薩特在巴黎最後的住處。愛德加·基內大街29號，第10層樓上。從樓上能望見他長眠的公墓。那是個很小的被稱之為“悲慘”的套房，現在已換了房客，沒有任何關於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的標誌。我知道即使保留原貌的話，裏麵也沒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東西：少的不能再少的舊家具，幾個煙灰缸，小半架子零亂的書。但我還是在樓上樓下徘徊了很久。這個生前對身外之物極端不在乎的人，對死後人們如何紀念他也同樣不在乎。也許這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