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諾回家後的六個星期裏，尼姆全力以赴，整理斯諾采訪回來的資料。她對著照片，辨認所有那些人名字和麵容，並根據斯諾零亂的筆記，坐下來撰寫大段大段的傳記性標題。為了使斯諾能夠在盔甲廠13號小屋內安靜地寫作《紅星照耀中國》，尼姆承擔了斯諾寫作之外的一切事務。她照料他所有郵件，接待來訪賓客，免費分送斯諾的幾篇西北訪問記和一些照片。前文所提到《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的幾篇主要稿子，都是經尼姆抄清、核定送交王福時的。她後來在致王福時的信中指出：“我們傾全力使它盡快出版，而你就把中譯本突擊出來了。這是一次真正的中美合作。”
1937年4月，尼姆在協助斯諾創辦了《民主》雜誌（英文）之後，離開北平，去延安搜集斯諾前一年未及采訪的所有紅軍領導人的情況。這包括斯諾走後才長征到達陝北的朱德、賀龍、徐向前及二方麵軍和四方麵軍的情況。她在延安（1937年1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由保安遷往延安）等地呆了四個月，會見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多人，提出了數以千計的問題，並寫了34個人物小傳。後來，她根據這次采訪的材料，定成了《西行漫記》的姊妹篇《續西行漫記》以及另外3本書。
斯諾對尼姆的延安之行，提出過許多寶貴的建議。他要求尼姆“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材料，收集得越多越好”，“隻要能拍攝，什麼照片都要”。他建議尼姆拋磚引玉，設法引起毛澤東的哲學辯論，把它記錄下來，寫成對話的形式。
尼姆把斯諾急需的材料及時轉給他。6月13日，她托從延安回北平的王福時，給斯諾捎回她拍攝的14盒膠卷及其他材料，並提醒斯諾“注意保存”。
五十年來，當世界各國的讀者閱讀埃德加·斯諾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的時候，恐怕極少有人知道該書部分章節的原始材料是由海倫·斯諾提供的；書中幾十幅珍貴的照片，其中十多幅為海倫·斯諾所拍攝。所以確切地講，《紅星照耀中國》不僅是斯諾一次旅行的成果，而是斯諾夫婦兩次旅行的產物。
在《紅星照耀中國》的寫作過程中，尼姆和斯諾有過很多爭論，包括全書情節，也有過不同的意見。
斯諾要妻子把毛澤東的生平材料壓縮一下，為他的書做些摘要。他準備用自己的話，把其中某些部分重新寫一下，尼姆驚呆了，當即提出異議：“可這是經典著作，是無價之作！”她認為，毛澤東生平材料，要成為斯諾著作的心髒，成為脊梁。它以完美的形式，展示毛澤東的整個背景。她認為不應改動原材料，而應該使用毛澤東向他講述時的原話。“為什麼呢？這就像在弗治穀請喬治·華盛頓講革命的故事一樣。”
斯諾認為不能把一大堆難以理解的東西塞進書裏，那要毀掉這本書的銷路。在尼姆整理他的筆記時，斯諾吩咐她刪掉所有那些人名、地名和部隊名稱。然而，尼姆在抄寫時卻一個也不刪掉，她認為：“這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秘史，盡管它有可能使某些潛在的讀者感到厭倦”，但“這會使該書在年複一年的未來，具有經久不衰的永久價值”。
斯諾總是不慌不忙，漫不經心，而尼姆卻謹慎細心，考慮周到。他們的分工是斯諾掙錢，尼姆負責其餘的一切事情，包括鼓勵他旅行和寫作。尼姆熱情好動，斯諾卻比較務實，二人性格都很要強、都很有主見，因而也不時有激烈的爭吵。這種現象從他們結婚到離異從未間斷過。
他們最終在1949年離異了。幾十年後，尼姆這樣回憶他們在中國的這一段工作和生活：
“我想起了那兩位20多歲的青年人——他們是多麼勇敢！他們要求於人的，甚至連相互要求對方的，是多麼的微不足道！他們給予的又是那樣的多，卻從來不向他人訴說，甚至相互之間也從不談論這些事情。這是一段比1949年離婚的結局更完滿的經曆，然而那個結局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出戲要是沒有悲愴，沒有不幸，沒有衝突，沒有善與惡的鬥爭，那還算什麼好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