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斯諾一樣，尼姆·韋爾斯是中美人民友好的見證人，同時為中美友好付出了代價。她長期住在紐約北邊麥迪遜的兩間舊房子裏，這還是四十年代斯諾用《紅星照耀中國》的版稅買的。在普遍高薪的美國，海倫每月僅靠300美元過活，她自己也認為這是個奇跡。還在1980年時，她已經10年未交房稅，共欠政府4500美元稅金。如果照章辦事，她隨時都可以被趕出家門。自打麥卡錫主義盛行時起，她出書困難了。但她從不停筆，已經寫出17本書稿了，其中多與中國有關。專程去看望她的老朋友、中國作家蕭乾問她：17部書稿這樣無限期地擱淺，你還寫下去嗎？海倫的回答是那樣堅定：“當然寫下去，一直寫到最後一息！我不是為出版商寫的，我是為後世寫的。”
海倫的晚年是淒涼困苦的。她在中國的老朋友丁玲等曾在《人民日報》上為之呼籲。中國政府也沒忘記她，曾經邀請她在1972年、1973年、1978年3次重訪中國。海倫以高昂的精神不顧年邁，沿著當年的路線重遊保安、延安，並寫了《新西行漫記》。正像她自己所說：一息不停，她還要寫下去。1991年，中國作家協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授予她“理解和友誼國際文學獎”。1996年6月，中國政府授予她友好大使稱號。1997年1月11日走完近一個世紀人生旅途的她，溘然長逝。許多美國人可能已經淡忘了這位老人，隻是在她所居住的麥迪遜市搞了個小小的葬禮。中國人民則仍然牢記她在推動中美友誼中的貢獻，在人民大會堂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海倫是斯諾親自介紹到蘇區訪問的第一個外國朋友。繼海倫之後，斯諾又介紹和帶動了一批外國友人到蘇區和抗日根據地考察采訪。比較著名的有貝特蘭、卡爾遜、福爾曼、斯特朗、斯坦因、愛潑斯坦、貝爾登等。由於是出自斯諾的介紹，毛澤東對他們也極其信任，大多親自接見，並對他們發表過一些重要的談話，如選人《毛澤東選集》的《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等。這些外國朋友離開蘇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後，都寫了許多通訊報道和著作，及時詳細地向全世界和全中國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主張以及抗日根據地的情況，除去史沫特萊、斯特朗、王安娜、海倫這4位傑出女性的優秀作品外，還有貝爾登的《中國震撼世界》、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卡爾遜的《中國的雙星》，愛潑斯坦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貝特蘭的《中國的新生》……
於是，一股巨大的“中國紅區熱”的浪潮興起了。毛澤東對迎接斯諾介紹的外國朋友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因為他深知這是打破國民黨新聞封鎖，爭取國際聲援，動員全民族抗戰的一條重要渠道。在此問題上，他和斯諾有完全一致的觀點。介紹和接待卡爾遜到各抗日根據地考察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事例。
埃文斯·卡爾遜原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軍官，來華後任駐華使館武官、參讚。由於他曾做過羅斯福總統在佐治亞州溫泉公寓的衛隊副官，與羅斯福交往甚密。所以在1937年7月赴中國前，羅斯福特地同他密約將中國戰場的一切情況直接向他報告。
卡爾遜同斯諾早在1928年就已結識，並且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係。1937年8B，他們二人，一個作為戰場觀察員，一個作為記者，在上海目睹了中日交戰的情況。卡爾遜為國民黨軍隊的潰敗而擔憂，他懷疑中國能否抵抗得住日軍的凶猛進攻，甚至認為中國會亡國。斯諾與之發生了爭論。卡爾遜不相信中共的領導人是像斯諾所說的那樣足智多謀，不相信中共領導的軍隊以及邊區的人民有那麼高昂的士氣，更懷疑毛澤東的遊擊戰術在大規模的現代化戰爭中能發揮作用。他很想親身去敵後抗日根據地考察，但又擔心會被中共“當作老牌帝國主義的間諜”。斯諾向他擔保，這不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