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認為土地問題是農民問題的關鍵，他在保安告訴斯諾：“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贏得了農民。”國民黨由於和地主階級一鼻孔出氣，也就失去了農民的支持，結果南京政府土崩瓦解了。共產黨人由於堅持把土地改革看做是爭取農民戰鬥同盟的方法，因而贏得了農民的支持。結果，取得了全國範圍的勝利。當然，共產黨人認為土地的重新分配不是事情的終結。說服農民堅持鬥爭，取得耕者有其田的成果，把農民從苛捐雜稅、高利貸、饑餓和家破人亡的苦海中拯救出來，這僅是第一步，更艱巨的任務是如何進一步使農民轉化為積極參加主宰他們命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力量。斯諾認為，這是毛澤東認為“最不可輕視的工作，其結果現在仍受到考驗”。
要奪取革命的勝利，非有農民的支持不可，但同以往的領袖人物（孫中山可以說是唯一的例外）不同，毛澤東並不是為了取得權力，去利用農民階級的，他是出於對農民階級這一中國的主力的苦難處境的深深同情，將它同解放中華民族這樣一種沉重的責任感維係在一起，更是出於他對農民的深深的愛。
基於這種深沉的愛，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之後，他並沒有把他們撇在一旁，建國後，他一直關心著中國農民的命運，他親自規劃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文化教育以及精神風貌的改變，努力幫助農民克服愚昧、保守以及小生產者的習性，號召黨的幹部們密切同農民保持聯係，同他們共甘苦，以便及時了解他們的想法和要求。
不僅對農民階級有深厚的感情，毛澤東深信“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一古代聖君的古訓。毛澤東信奉“眾人拾柴火焰高”的俗語，堅信民眾大聯合的力量。在革命時期是這樣，在建設時期也是這樣，他始終強調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力量，早年就重視工人運動，同工人們建立了密切的聯係，建國後，他經常下工廠視察、訪問，同工人階級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力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集中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事業中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他像任何一個傑出的領袖一樣，要求自己去熱愛、去關心、去了解自己的人民。
斯諾看到了毛澤東這一優秀的品德，因此，在他的筆下毛澤東是一個深愛著自己的人民的領袖。
一個最了解自己國家的領袖
“教條主義連牛糞都不如”，毛澤東總是這樣說。
斯諾深信毛澤東不是“一個盲目的，機械的教條主義者”。斯諾曾寫道：“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踐結合起來，製定了適合中國情況的政策策略和路線。”他強調“從特別和具體的情況中進行具體分析的重要性”。
毛澤東曾多次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要在同誌背後說閑話”，要“互通情報”，“如果沒有準備，就不要急於開會”等名言。
斯諾指出，在保安時，他在毛澤東的毗鄰住了幾個星期，在每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前，他總見到委員們都先到毛澤東的窯洞裏，起先是一個接著一個，後來是或兩個或三個一起與毛作長達數小時的討論。因此，當毛召開會議時，他就可以掌握各方麵的觀點作綜合性分析。全體會議的時間往往比個別會議的時間還要短。斯諾認為，毛澤東決不是那種隻依靠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輕視具體經驗；隻依靠才智，而不去接觸實際；隻重視理論，而輕視實踐的教條主義者。他早已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用以指導中國具體的革命實踐，創造性地運用著馬克思主義。同這樣一種非教條主義的指導思想相應，斯諾發現，毛澤東同誌很喜歡采訪活動。他寫道：“毛澤東同誌往往喜歡自己做采訪記者，要親眼看到事物的發展過程。”斯諾在《大河彼岸》一書中指出，毛澤東每年平均隻有四個月的時間在北京，其餘是隨意在中國境內旅遊。他按時到大城市去視察，與各省黨的領導人甚至底層人物保持著密切的聯係。
他有時突然到各新工程區、公社、工廠、托兒所和幼兒園裏去，並視察過一些勞改農場。他往往出其不意地置身於本地農場或工廠，和農民們促膝談心，並同他們一起吃。在同斯諾的談話中，顯示了毛澤東對每個成年人和孩子攝取的卡路裏（熱量）也了如指掌；在接連不斷的自然災害那段艱難困苦的日子裏，他清楚地知道人的食物和正常時期差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