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不僅身體力行，調查研究，而且多次號召反對本本主義，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甚至在同斯諾談話時也忘不了向斯諾提出這樣的要求和祝願。他說：
“我希望你作點社會調查，對於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資本家、各階層作調查，看他們的生活，看他們的情緒。”
“調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夠真正認識。第一，別人不一定講真話。第二，自己對別人的情況不一定能夠理解得很好。”
注重分析具體的情況，不死搬教條，重視實際行動，確是毛澤東的不凡之處。美國著名作家傑克·貝爾登曾這樣寫道：“如果中國共產黨依賴一般原則，不顧具體情況，那麼他們可能會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壞的專製者，鑄成曆史大錯。但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講究實際的人。他們有很強的保全自己的本能，無意使自己成為任何教條祭壇上的犧牲品。如果他們要想這樣做的話，大概就得把目前的領導者毛澤東搞掉。”
確實，毛澤東一直避免將自己放在教條主義的祭壇上，也竭力避免將整個中華民族置於教條主義的祭壇上。他深信，包治百病的聖丹妙藥是虛幻的，對症才能下藥，否則就會加重病情，甚至病入膏肓而無可救藥。
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是指路明燈，給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至於如何走，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目標，馬克思不可能也不會提供具體的步驟。誠然，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具有驚人的洞察力，但是，一個世紀後中國的情況也是難以想象得到的。毛澤東曾意味深長地對斯諾說過：
一切都在發展變化，“從現在起一千年，我們每個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大概會顯得有點可笑”。
不僅不迷信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也不迷信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成功的道路，毛澤東認為，蘇聯給全世界要求革命、要求實現共產主義的國家提供了榜樣，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驗。但是，它的具體道路不可能是適合每一個國家的，每個國家有自己的獨特的情況，因而也有同這種特殊情況相應的各自的革命和建設的道路，與蘇聯以城市武裝起義爭取政權的道路相反，毛澤東在認真地和詳細了解中國社會的基礎上，提出了建立農村紅色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的理論，認為隻有按照這一理論做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曆史已證明了毛澤東這一理論的正確。毛澤東反對王明搬用蘇聯的模式、迷信蘇聯的道路，也說明了毛澤東是一向反對教條主義的。
“理論是灰色的，生命樹常青”。毛澤東不死搬“教條”，不囿於共產國際的“指令”，立足於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試圖從這一龐大的“迷宮”中，覓得醫治它的種種疑難病症的良方，這正是毛澤東的不凡之處，但由於過於重視這塊國土，也妨礙了他對整個世界的了解，他一生中很少出國訪問、考察，這並不是因為他不想去，斯諾曾在《紅色中國雜記》中寫道：
“他（指毛澤東——作者注）曾想出國去跑跑，但是在他對中國的一切有了了解之前，他是不願去的，雖然他曾涉足大半個中國，但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大千世界，有許多‘迷宮’有待他去進一步認識。”
因此，黃河上下、大江南北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足跡，可以說下麵這段話是毛澤東這種重實踐、重實際而反教條的切腑之言：
“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同反對教條主義相應的是，毛澤東同樣重視理論的指導作用，他認為，“哲學家的任務不但要認識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認識這個世界是改造這個世界的前提，人的超動物性在於他能夠對事物有一種理性的自覺，並在理性自覺的指導下去選擇改造這一世界的具體信息途徑。”他對思想、理論的這種作用深有體會，他在《矛盾論》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