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承認總的曆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
盡管在建國後，毛澤東相對地輕視了他過去一貫強調的重視實踐、了解研究中國的實際情況的精神，過分強調理論的反作用，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其加以誇大，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環境裏被簡單地演化為“敢想敢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等，滑向了唯意誌論，但在早期，在斯諾的眼裏毛澤東是一個重實際的反教條主義者。
那麼，為什麼在西方評論家的眼中，中國共產黨人似乎堅持著極端教條的地位，而毛澤東自然是它最傑出的代表？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錯覺呢？
斯諾作了分析。他認為原因在於：一旦黨的路線決定以後，全部黨員都要一致服從，因此，表麵上看起來就像缺乏個人的思想與誌願，而毛澤東是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主要製定者，順水推舟，他理應成了教條主義的代表。
由於形勢的變化，政策轉變時期，中國共產黨往往會集中一段時間進行學習，以澄清問題，統一思想。黨史上出現的幾次“整黨”、“整風”運動就屬此例。正如斯諾所說的，曆史上不斷出現的例子說明在很多問題上，策略、甚至戰略都有改變或取消的可能——時常伴隨而來的是整黨運動以清除一些跟不上形勢的“反黨”分子，在修改觀點以適應變化時，毛澤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可能進行突然的、戲劇性的政治運動，他們可能完全摒棄一條已廢掉的路線，使一部分為著本身利益而不了解其暫時性質的黨外同情者處於無限的尷尬之中。然而對那些經驗豐富的黨員來說，接受一條新路線——可能會與舊路線對立的——完全不是一件怎麼樣的大事，他們對黨的忠誠使他們能在任何問題上都樹立起這條路線，和執行舊路線時一樣的熱情和服從。
而這些，在西方評論家看來，無疑是極端的教條，因為它要求人們無條件地服從某一路線、方針、政策。
基於毛澤東反教條主義、從實際出發的精神，以及毛澤東對中國國情、中國人民的情況的徹底了解和深刻的研究，斯諾斷言：
“毛澤東比現時代中任何一國的元首更能了解自己的國家。”
一個現代中國人心靈的雕塑家
在1970年的一次談話，針對當時舉國都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四個偉大”稱頌毛澤東的時候，毛澤東曾就此這樣告訴斯諾，“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TEACHER（導師）”，這個詞的中文意思就是教員。
毛澤東是位教員，千真萬確。斯諾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指出：“毛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甚至在他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他就是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在斯諾眼中，毛澤東不僅是一位一般學校的教員，而且是中國這樣一個社會大學的教員，他賦予中國人民一種精神的依托，是一個現代中國人心靈的雕塑家，是中國“公認的、名副其實的導師。”
毛澤東為什麼獨鍾情“TEACHER”這一稱謂呢？
美國學者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在研究美國初期民主的經典著作中曾經指出：“一個人的一生可以從搖籃中看出來。民族和國家的成長也有其類似的一麵；他們必須繼承其祖先的特性。”如果說這段話適用於當時的美國，那麼，其實它更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因為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從古代到當代，具有漫長的五千年的曆史。幾千年的文明史一脈相承，從未中斷過，而統治中國社會和政治思想以及整個中國人心靈的主要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孔子，是一位曆代中國人心靈的雕塑家。他主張每個統治者必須集智慧、道德於一身，他致力於“改革”每個人——自天子以至庶民皆成為聖者、賢者和君子，孔子不僅改造別人，而且也改造自己，希望自己也成為一個聖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