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不是一本學術著作，盡管它是基於筆者學術積累之上的東西，它隻是筆者學術研究的“衍生品”。在從事中國軟實力問題研究的過程中，總感到僅僅從學術本身來研究，不足以向國際社會說清楚：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中國自身的曆史與現實，以及在中西方對視的幾個世紀的曆史進程中和相互重新認識的現實中，中國處在世界的什麼位置、她將走向何方，以及她究竟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等，這一切不僅西方國家感到難以捉摸，而且中國自身也非常有必要向世界說明。基於這樣的考慮，開始提筆思考。當然，這絕不是民族主義情緒的發泄，而是基於現實的理性思考。
——作者
法國著名思想家伏爾泰曾經說，當您以哲學家的身份去了解這個世界時，您首先要把目光朝向東方。伏爾泰可能受到了馬可·波羅、利瑪竇等的影響，他非常推崇中國文明並認真地研究了中國的儒家思想。他根據元雜劇《趙氏孤兒》的法譯本，寫了一部悲劇《中國的孤兒》，讚揚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德行，在法國引起了很大反響。伏爾泰沒有錯，18世紀中期以前的西方，工業革命才剛剛開始，其技術成功還沒有轉化為生產力，相對於東方特別是中國而言，在經濟上是落後的。因為東方的中國正經曆著“康乾盛世”，雖是“晚秋晴日”，但當時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大多數人並沒有察覺到中國走向衰落的跡象，而中國更是沉浸在“天朝盛世”之中，即便有少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給予了善意的“提醒”，也被視為“盛世危言”；西方國家也被中國表麵的繁榮所迷惑而對中國更加憧憬、更加好奇，更加想認識這片神奇的土地。
然而，幾乎與伏爾泰同時代的法國另一位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把中國視為一個經濟貧困、政治腐敗、道德墮落的邪惡專製帝國。他不僅是將中國劃入“專製政體”的第一個西方思想家，也是“從否定方麵將中國列入一種世界模式的第一人”，他為法國和整個歐洲“提供了與以往不同的中國形象”。這種認知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成為西方人看待中國的基本前提。從此以後，西方中國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以“頌華”（sinophilie）占優轉為以“貶華”（sinophobie）為主。從那時起，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認識可謂“隔霧看花”，再加上西方固有的意識形態偏見，因此“貶華”的中國觀一直就是西方對華的主流思想，即便當今中國在各個方麵都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西方對中國的貶斥仍然不絕於耳。
原因何在？說到底還是因為，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是一個“他者”，而在中國人眼中，西方也是一個“他者”。作為西方的“他者”，中國就不會被西方接納，而且西方總是戴著有色眼鏡來審視中國；作為中國的“他者”，西方是一個時時想主導中國的強勢者，幾個世紀以來，它們習慣於與一個弱小的中國打交道，當中國走向崛起的時候，西方擔心無法掌控中國而不願意接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因此西方常常通過製造對中國不利的話語來試圖對中國崛起的進程施加影響。在這種情形下，“他者”難免不產生誤讀，也難免不被誤讀。
一、崛起的中國必然成為世界的聚焦
1.中國崛起方式是如何超越的
中國崛起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直至整個21世紀的重大事件。兩方麵的理由表明中國的崛起是“重大事件”。從縱向的曆史來看，中國的崛起方式超越了曆史上西方任何大國崛起的方式。縱覽西方大國崛起的曆史，它們大多完全以硬實力驟然增強的方式崛起，並且通過武力擴張而實現暫時的霸權（全球霸權或地區霸權）目標。自民族國家誕生以來，有9個國家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先後崛起為大國，按照先後順序大致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美國。在這9個國家中，除了美國略有不同外，其他8個國家的崛起方式幾乎是一樣的，都有著共同的特點：一是以追求更大的外部利益特別是領土為根本目的；二是為了獲得更多的領土利益而采取戰爭手段進行擴張與征服；三是由於要進行戰爭就必須發展自己的硬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因而往往是以最快的速度打破原有格局的力量平衡；四是最終要摧毀原有的國際體係而建立自己主導下的國際體係；五是由於上麵4個特點，在它們成長的過程中總是樹立敵人或者說是設置一個甚至幾個假想敵。最後也是同樣重要的是，曆史上西方大國的成長往往在追求物質性利益的時候忽略了國際政治的道德因素，即便有時也重視國際道義，但在當時情況下，國際法與國際道義都成為了爭奪霸權的工具，都是為爭奪霸權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