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和大英帝國雖然借助於海上貿易的力量在各自所處的時代壟斷了絕大部分的國際貿易市場，但荷蘭和大英帝國也都是用炮艦為其市場利益保駕護航的。大英帝國更是用自己船堅炮利的優勢護擁著毒品來到了東方，幹起了非人道的勾當。所以，即便大英帝國是用市場的手段建立霸權的，這種市場的手段也比武力的手段更沒有國際道義。
在西方大國崛起的曆史中，美國的確有某些“例外”之處。其“例外”之處在於，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權國是在一定硬實力基礎上突出展示其道德的力量而成功的，如精致的民主製度設計、多元化的國內文化、個人主義的精神樂園以及給國際社會貢獻了龐大的國際認同體係等，這些使其成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國家，因而美國的崛起的確有“和平崛起”之成分。特別是門羅主義最直接地體現美國自喬治·華盛頓以來的孤立主義傳統——“不幹預歐洲事務”，所不同的是門羅主義增加了新的內容——也不容許歐洲幹預美洲的事務。然而實際上，美國並不會真正為美洲國家承擔義務，它隻是客觀上“保護”了拉美國家的獨立革命。在經過1898年的美西戰爭之後，盡管美國通過這次戰爭走上了世界舞台，並開始參與世界事務，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仍然不敢也不願輕易放棄保守的中立政策。一方麵是因為，用威爾遜說的話是戰爭與美國無關，同時，美國也擔心無論同盟國還是協約國取得勝利，都有可能導致歐洲均勢被打破，進而威脅到美國的利益。所以，作離岸平衡者更有利於美國的利益。另一方麵則是因為，美國試圖通過與交戰雙方保持聯係，獲得更大的經濟收益，而這種收益對美國在“美洲體係”承擔更大的責任是絕對有利的。
但是，美國真正崛起為世界大國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20世紀中期正式取代大英帝國成為全球霸權國。然而，美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同樣也陷入到武力的“陷阱”之中，兩次世界大戰從形式上看是當時的戰爭形勢把美國“拖進”戰爭，但實際上是美國從自身利益考量而主動卷入其中的。至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在進行霸權護持的過程中，以硬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為主要手段的對外行為方式，同樣是家常便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到冷戰結束前後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直至以反恐、反擴散為名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都表明美國仍然沒有擺脫曆史上西方大國興衰的“曆史周期律”。
沙俄之後的蘇聯，是在反西方殖民體係的進程中崛起的，甚至首先是在強大的軟實力基礎上崛起的。十月革命前，俄國民眾不僅拋棄了對“慈父”沙皇的忠誠，也拋棄了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最終選擇了布爾什維克，從而使俄共（布）“先天性”地獲得了強大的軟實力優勢，包括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蘇維埃體製等，都成為當時世界落後民族所追逐的政治目標。但是，蘇聯通過軟實力而獲得硬實力崛起的合法性基礎以後，硬實力的崛起很快排擠了其軟實力，從而很快喪失了其軟實力優勢。特別是領導人的個人崇拜、蘇聯的大清洗運動、蘇維埃製度的日益僵化、意識形態的剛性化等，都成為蘇聯分崩離析的關鍵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