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蘇聯社會主義的崩潰並不意味著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成長都逃脫不了大國成長的“曆史周期律”！
中國崛起方式之所以能超越以往，這不是中國的自吹自擂，而是基於中國實踐的結論。首先，中國的崛起沒有進行任何的殖民掠奪，不是靠外部資源崛起的，而是一種內斂式崛起；其次，中國的崛起不是追求外部收益的崛起，雖然中國成長過程中要不斷拓展外部利益，但中國崛起的收益主要來自於內部；再次，中國的崛起不是以硬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為目標和手段的，迄今為止，中國的軍事實力主要用於防禦，而不是擴張，中國的軍事投入與美國相比微乎其微，甚至還低於日本；最後，中國是通過經濟和市場的方式進入國際體係的，因而崛起的中國不會破壞原有的國際體係，而更多的是建設既有的國際體係。這些情況表明，中國崛起是努力確保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平衡發展，確保外部環境與內部製度的協調發展。
2.世界重新聚焦中國
國際社會第一次聚焦中國是在公元13世紀中期，即馬可·波羅時代。從馬可·波羅的遊記發表以後，西方國家開始對一個陌生的東方產生了好奇，而這種好奇也就成為對中國的推崇。事實上，從馬可·波羅時代開始一直到18世紀中期，西方人都非常推崇中國的文化。近代著名的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茨就曾對中國文化大家讚揚，認為中國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1585年西班牙門多薩神父的《大中華帝國誌》更是把當時的中國塑造為是“世界上迄今為止已知的治理最為完善的國家”。可見，門多薩及其代表的當時歐洲的一批宗教知識精英對當時中國的製度文明確實是推崇備至。
從《馬可·波羅遊記》、《曼德維爾遊記》到《大中華帝國誌》，傳奇式的中國形象構塑，成為西方第一次聚焦中國的產物。這種形象構塑過程中，雖然不乏烏托邦化的色彩，但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當時的實際。然而，到了18世紀中期以後，特別是1742年英國喬治·安森《環球旅行記》和1748年法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的出版，前者從旅行見聞的角度把中國描述為一個經濟貧困、政治腐敗、道德墮落的野蠻國度；而後者則在理論原則上把中國刻畫為一個邪惡專製的帝國。從此以後，西方5個世紀持續不斷地美化中國形象全麵退潮，有關中國的負麵形象迅速成為主流。特別是在西方殖民大國向東方擴張的步步推進，離中國的距離越來越近，它們掌握“有關中國的知識”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負麵信息逐漸破除了傳教士美化中國的“騙局”，使他們對中國的認識走向反麵，且不斷醜化中國形象。鴉片戰爭之後，西方作為東方和中國的征服者，更是藐視中國這個曾經被他們奉為“神奇”的國度。從那時起，西方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認識可謂“隔霧看花”。盡管西方一些漢學家熱衷於中國問題的研究，其中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中國國民性的研究，包括自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自身的研究，更多的是關於中國文化的研究。雖然也有一些國際漢學家嚐試過關於中國對世界影響的研究，但其對中國持積極樂觀看法的觀點很難成為當時學術界的主流，因為它們很快被“中國愚昧落後”、“中國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等聲音所淹沒。
新中國建立以後，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認識更加意識形態化，西方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的認知基本上停留在西方近代學者對近代中國的認知水平上，從而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的認知與實際的中國及中國文化可謂大相徑庭。因此，長期以來，中國及中國文化的負麵消極的一麵被西方社會定型化，甚至被當作中國形象及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