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世紀30年代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書第一次打開了西方觀察中國共產黨的視野的話，那麼在新中國建立以後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西方需要新的“西行漫記”，以打開西方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認知的新視野。應該說，西方相當一部分學者作出了這方麵的努力，特別是在美國、歐洲的重要智庫機構中，活躍著一批“中國通”，包括學者、官員和學官兩棲型的知識精英。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開啟西方認知中國的新視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盡管他們或許是開啟了認知中國的一道道小縫，但畢竟從這一道道小縫中看到了中國的一些閃光，這應該說是不小的進步。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西方學術界越來越把他們的研究聚焦於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並且推出了一些有相當影響的成果，包括詹姆士·金奇（JamesKynge）的《中國震撼世界：饑餓之國的崛起》、沈大偉（DavidShambaugh）的《權力轉換：中國與亞洲的新動力》、威爾·赫頓（Wil Hutton）的《不祥之兆：21世紀的中國和西方》、蘭德爾·帕倫勃（RandalPeerenboom）的《中國現代化：是對西方的威脅還是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約舒亞·科蘭滋克（JoshuaKurlantzick）的《魅力攻勢：中國的軟實力是如何改變世界的？》、馬克·萊昂納德（MarkLeonard）的《中國在想什麼？》、謝淑麗（Susan L.Shirk）的《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羅布·吉福德（RobGifford）的《中國之路：一個新興大國的未來之旅》、約翰·奈斯比特的（JohnNaisbitt）《中國大趨勢》、馬丁·雅克斯（MartinJacques）的《當中國統治世界時》，等等。當然，這些成果有對中國積極的看法，但其中不乏對中國仍然抱有種種成見或偏見。不過，我們不得不承認，西方學者在中國問題上建構話語的能力非常強，從“貧困論”、“愚昧論”到“崩潰論”、“威脅論”、“責任論”和“統治論”等等，都一度成為國際學術界有關中國的流行術語。這些是西方重新聚焦中國的必然結果。
3.西方不習慣接受一個崛起的中國
進入19世紀以後，中國越來越落後於西方，而西方在征服中國之後麵對中國時也總是有一種特別的優越感。由於西方中心主義的作祟，西方的優越感從鴉片戰爭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或許還要延續下去。但是，西方的優越感恰恰也反映出西方的心虛。半個世紀的冷戰，不是因為西方不願意跟東方國家特別是蘇聯打交道而自我封閉起來，而主要是因為西方對蘇聯這樣的大國太害怕了，所以在戰爭結束不久就千方百計不讓蘇聯成為一個世界強國。也就是按照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要早日將蘇聯掌控起來。從這一角度來看，當年的“鐵幕”不是歐洲的分界線，而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邊緣。一旦跨過這一邊緣，西方中心主義就會把它的價值理念、製度模式等向外擴張。蘇聯崩潰之後，西方中心主義的優越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任何行為體要崛起為一個超越西方的強者都要被遏製。也就是說，在西方中心主義眼中隻有弱者生存的空間，而不允許有強者的地盤。
蘇聯的解體使西方消除了當時唯一強勁的對手，但在蘇聯解體不到20年的時間內，中國迅速崛起為一個世界性大國。習慣於跟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打交道的西方，用異樣的眼神審視著正在崛起的中國。麵對中國的崛起，西方中心主義曆經了兩種態度：最初是千方百計地阻止中國崛起，因為正如西方懼怕蘇聯一樣，也懼怕中國崛起為一個強國，從而會挑戰西方的主導地位。然而，畢竟中國的崛起不同於蘇聯，更不同於其他西方大國，中國崛起以不可阻擋之勢成為一種現實。在這種情形下，西方轉變到另一種態度：把中國納入西方主導的體係，並要求中國按照西方的利益來承擔了更大的國際責任，目的就是要掌控中國崛起的進程。
西方的不習慣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國際政治力量的變化呈現出兩種相反方向的趨勢。一種趨勢是東方尤其是中國力量的上升趨勢，另一種則是西方包括美國的衰落趨勢。正如亨廷頓所說，西方的衰落是緩慢的、非直線性的；同樣，中國等新興國家的興起也不是一個短期的過程。在這種趨勢的對比之下，處於下降趨勢但還處於主導地位的西方大國，總是一方麵千方百計地減緩自己的下降趨勢，另一方麵又盡可能地使中國這樣的國家放慢其崛起的速度。那麼，究竟如何來使中國崛起的速度放慢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對中國施加外部的壓力，包括通過製造各種不利於中國的話語，如“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強硬論”、“中國傲慢論”等。雖然這些話語對中國崛起不會產生多大阻力，最多是給中國“撓撓癢癢”，讓中國感到不舒服，使中國不得不騰出一些精力來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