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有色眼鏡中的中國
中國古代有一個“鄰人盜斧”的故事，說的是自家丟了斧子，懷疑隔壁的小孩偷了。於是，他看鄰居小孩走路的樣子像偷斧子的，看他說話的樣子也像偷斧子的，但就是沒有證據。過了一年，這個人在自己後院種東西時，發現了自己的斧子，原來他當時不小心在運土的時候把斧子埋在土中了。這個時候，他看鄰居小孩說話也不像偷斧子的，走路也不像偷斧子的。人有時容易對外麵的事物產生一個看法和結論，並且很難去改變這樣的想法和結論。“疑人偷斧”的故事說明了主觀意念的幹擾。知覺對象始終未變，變化的隻是疑人的主觀觀念。當錯誤的念頭形成後，便自然地將這個觀念投射到知覺對象上，從而主觀地增添了原來並不存在的許多東西。
西方看中國也是一樣，西方把中國置於“異類”的“他者”地位；反過來，中國作為西方的“他者”，相對於中國來說，西方也是一個“他者”。兩者之間的陌生必然容易產生猜疑。中國對西方的猜疑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當中國自信地走出封閉之後主動地去認識陌生的西方，並逐漸熟悉了西方，此時，中國對西方的猜疑早就自我消解了。然而，所謂“開放的”西方卻總是走不出自己的封閉，不願接納陌生的中國，而且對陌生中國的崛起更是這種猜忌，總以為中國是“另一個蘇聯”，所以在蘇聯解體之後，中國就成為西方必然的假想敵。
1.從“黃禍論”到“中國威脅論”：一個硬幣的同一麵
“黃禍論”100多年前在西方流行，它不僅是對中華民族的歧視，而且也是殖民擴張的理論造勢。
“黃禍論”的始作俑者是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他在1873年出版的《國家製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開鼓噪“黃禍論”之先河。他認為中國人口眾多，將以不可阻擋之勢大批向外移民，這是來自東方的幾乎不可避免的威脅。由此，他上書沙皇要把全部武裝派往西伯利亞和中亞，著手征服東方。無獨有偶，1877年，美國參眾兩院公布的《調查中國移民問題的聯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宣稱，美國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而中國人、日本人、馬來人和蒙古人是“劣等”民族，他們將“如同加利福尼亞州的蝗蟲猖獗為害於農夫的田地一樣”地進入美國，改變美國人種，使美國整個國家退化。在這份報告中，我們再次看到了“黃禍論”的影子。這份報告的內容在讀者眼裏似乎並不陌生，因為2004年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出版了一本《我們是誰》的書。在這本書中，亨廷頓將“文明衝突”的視角由國際轉向了美國國內，分析了“美國國家特性”所受到的這種挑戰。在亨廷頓看來，“盎格魯—新教文化”是300年來美國特性的首要界定因素，但是，隨著“非白人”移民的增多和不同民族之間的通婚所導致的民族屬性的終結，進而導致“美國國家特性的消失”。因此，亨廷頓在書中呼籲要“重振美國特性”。不難看出，亨廷頓在此書中存在著明顯的種族主義傾向和對有色人種的歧視。這與他的“文明衝突論”是在同一邏輯層麵上的理論觀點，甚至可以說，亨廷頓是延續了100多年前種族歧視的觀點，並為美國的霸權護持搖旗呐喊。
隨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為“爭奪陽光下的地盤”而正式發明了“黃禍論”一說。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威廉二世在與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通信中大肆宣揚“黃禍論”，編造中國等亞洲黃種人聯合進攻歐洲的危險。從此之後，“黃禍論”在西方國家廣泛傳播開來。
“黃禍論”出台的荒謬前提是，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國人遍布世界各地，搶占了世界資源；中國人野蠻好戰，中國多年受外國剝削壓迫，一旦強大起來，必然對其壓迫者實行報複；中國人不管走到哪裏都心懷故土，不忘祖國，不能融入西方文明；中國人一旦采用西方的思想和技術，中國軍事和經濟必將迅速發展，會威脅全世界，等等。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其結果是，反華、排華、防華、遏製中國發展就成為合情合理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