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論”以“中國威脅”為前提，但問題是，在中國積貧積弱的情況下，中國能威脅誰呢？當時相反的事實是，中國大片國土已經被西方列強強占，中國人民正遭受著西方列強的踐踏與蹂躪。一個弱者被一群強盜打倒在地，強盜說，你是我們的威脅，所以我們必須將你製服。這是什麼邏輯？是強盜邏輯！是為征服中國在鼓噪！正如當年巴古寧給沙皇的信所說，“如果真的要從事征服，為什麼不從中國開始呢？”這才是西方“黃禍論”的真正用意！
百餘年之後，西方直接用“中國威脅論”替代了“黃禍論”。這並不是因為崛起中的中國真的成為西方的威脅了，而是因為西方擔心自己的地位衰落太快，以至於還沒作好準備就被新崛起的中國所取代。這對西方來說是要命的事，是難以接受的。
據法國外交官魏柳南在《中國的威脅》一書中說，阿蘭·佩雷蘭特杜撰了拿破侖·波拿巴的一句“名言”：中國就像一頭睡獅，一旦覺醒，世界就會為之震撼。不管是誰說的，今天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都在使用這一句話來說中國。中國人使用時，更多的是表明中國的影響力，即中國一旦崛起，對世界將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也就是說，這是從積極的一麵來解讀這句話的。相反，西方人則更多的是從消極的一麵來理解它，認為中國一旦崛起，必然要威脅世界。西方的認知，無論是漢學家還是政治家，都沒有真正了解中國文化的精髓。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是理解該國、該民族品格和國民性的“金鑰匙”。中國傳統文化主要由儒、釋、道三教組成，儒家的重要理念是“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也就是強調自身品德的提升來為天下“施仁政”才是根本。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以“仁政王道”來化導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這就是說天下蒼生都能共享“王道”之樂。所以說，如果西方理解中國文化的話，那麼，鼓噪“中國威脅論”實際上就是故意扭曲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進而貶低中國的品格，然後對中國崛起的進程施加壓力和阻力。
2.“中國威脅論”，還是“威脅中國論”
在西方與東方確切地說是與中國的關係框架中，西方將這種關係塑造成“我們”與“他們”之間的二元對立，其必然結果是，無論中國怎樣做，西方都會認為是“威脅”；中國弱是“威脅”，中國強更是“威脅”。中國真的是威脅嗎？遠的不說，從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風波以後特別是1992年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中國威脅論”的報告以來，盡管中國處於崛起的進程中，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和國際事務中，始終處於“被威脅”的位置。
1989年以後，西方發起的“一場新的冷戰”直接針對中國——“曆史終結論”的矛頭直指社會主義中國。1989年，美國《國家利益》期刊發表了福山的《曆史的終結》一文，在他看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標誌著共產主義的終結，曆史的發展隻有一條路，即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製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自由民主製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我們不是對號入座，而是切身地感受到福山“曆史終結論”對中國來說真是如芒刺背，因為在蘇聯解體以後，中國事實上代表著社會主義的力量在國際共產主義處於低潮的時期堅強而艱難地挺立著。而“曆史終結論”無疑是西方學者在蘇聯解體後在理論上代表西方的“自由民主製度”向社會主義製度更確切地說是向社會主義中國宣戰。
“文明衝突論”劍指中國儒家文明。繼福山的“曆史終結論”之後，1993年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提出了“文明衝突論”的概念；1996年，他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係統闡述了“文明衝突論”的觀點。在亨廷頓的作品中，他不僅認為文化、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且認為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對西方文明構成威脅或提出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