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奇怪現象是，中國精英在選擇中國的發展道路時，時而學習大英帝國，時而學習美國，時而學習蘇俄。這實際上是農耕文明麵對西方發達的工業文明所表現出來的向往但又無所適從。向大英帝國學習實際上是因為看到了日本對大英帝國模式成功複製所獲得的啟示。同時，也因為甲午海戰，強大的大清帝國竟然被一衣帶水的日本打得潰不成軍，最後還不得不割地、賠款，大清帝國真正是“國將不國”了。在這兩種情況之下，又一批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思變”，主張維新變法。結果，又是落後的農耕文明最腐朽的部分對中國先進的一部分進行殘殺。更不可思議的是，當譚嗣同等六君子被綁上刑場之時，周遭的看客竟然認為他們是“異端”而恥笑、謾罵他們，甚至向他們拋棄雜物。麵對這些，一代維新人物最終不得不發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無奈之呐喊。雖振聾發聵，但並沒有真正震醒“沉睡”的中國大眾。
向美國學習，是因為美國作為新大陸的新國家建立了完善的國家治理體製，而且美國也一直向世界在展示一種“樣板”，宣揚美國是世界的“燈塔”。以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徹底放棄了君主立憲的主張而極力推崇美國和法國，特別是以美國的政治體製為榜樣。目的就是通過“揖美追歐”來實現“舊邦新造”。“揖美”就是以美國的總統製為榜樣；“追歐”實際上就是“追法”。革命雖然把皇帝打倒了，把辮子剪掉了，但農耕文明的心理、思維乃至意識仍然保留著；民主思想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啟蒙作用，但農耕文明和小農的生產方式沒有改變。然而，袁世凱的篡權致使民國“變味”，中國社會新舊之間的矛盾更加複雜、尖銳。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呈現出山重水複的現象。這就正如辜鴻銘所說的那樣，頭上的辮子剪掉了，但整個民族內心中的辮子卻很難剪掉！這就是中國社會在辛亥革命以後亂相重生的文化原因。
中國社會的進化是緩慢的，中國人認識西方是緩慢的，落後的農耕文明對先進的西方工業文明的吸納也是漸進的。曆史學家陳旭麓先生在總結“五四”以前八十年的曆史時就指出，“從過去渾然一體的泰西到‘揖日追俄’再到‘揖美追歐’，從彼得大帝、明治天皇到拿破侖華盛頓，在一個繼承一個的同時又一個否定一個，如浪層相逐，交錯地出現。”形式上看，這是中國現代化路徑選擇的困惑，但實質上是文化落後性的困境。
因此，沒有文化的革命就沒有真正意義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就指出：“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後，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製度，絕技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醒”。“全人格的覺醒”就需要文化的革新。在經曆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西文化之撞擊之後，文化的革新即“新文化運動”就不隻是為了對國民的啟蒙，而是對五千年的曆史沉積而成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揚棄與超越。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之中，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角色定位又一次進行新的選擇：馬克思主義和“以俄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