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與商鞅所處的時代相比，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商君書》的一些說法，如抑製工商、反對知識之類，在今天已明顯過時，必須堅決反對。然而，書中的另外一些說法，如強調變革，重視法治，主張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重視農業等，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視。總之，《商君書》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典籍，我們如能以科學的態度去閱讀、理解，一定會從中獲得一些有益的啟示。
片段精讀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禦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
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訾於民。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製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
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禮法以時而定，製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
於是遂出墾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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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接：秦漢以前的商鞅故鄉——濮陽
濮陽古稱帝丘，據傳五帝之一的顓頊曾以此為都，故有帝都之譽。濮陽之名始於戰國時期，因位於濮水（黃河與濟水的支流，後因黃河泛濫淤沒之陽而得名，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1986年，境內出土的石磨盤、石磨棒、三足陶等裴李崗文化典型器物證明，七、八千年前這裏已有人類活動。1987年，在濮陽西水坡發掘出三組蚌砌龍、虎圖墓葬。據測定，其年代距今6400年左右，蚌殼龍被考古界公認為“中華第一龍”。專家據此遺址推斷，6000年前濮陽地區已率先進入父係氏族社會，並成為中華民族龍文化的發源聖地。濮陽因此被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命名為“中華龍鄉”。上古時期濮陽一帶地跨兗、冀二州，是黃帝為首的華夏集團與少昊為首的東夷集團活動的交接地帶。黃帝與蚩尤的大戰就發生在這裏，據說蚩尤之首就埋在台前縣。黃帝長子玄囂青陽氏邑於頓丘今清豐縣南，次子昌意在南樂築昌意城；黃帝史官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被尊為“造字聖人”，今南樂有造書遺址及倉頡陵、倉頡廟。中原地區繼黃帝之後由顓頊統一治理，都帝丘今濮陽西南，史稱“顓頊之墟”。顓頊時，其氏族集團實力強大，打敗了以共工為首的集團，活動範圍大為擴展，萬邦來朝。顓頊之後，帝嚳繼位，初都帝丘，後遷都伊洛平原。帝嚳賜顓頊玄孫陸終長子樊為己姓，封邑昆吾今濮陽東南。帝嚳之後，堯繼位成為祁姓集團首領，以冀州為活動中心，死後葬於城陽（範縣東）穀林。濮州今屬範縣有堯母慶都廟，範縣辛莊鄉北有堯子丹朱墓。舜生於姚墟（今範縣城西南，住南河。他在黃河之濱燒製陶器，到雷澤（古澤名，在今範縣東南漁獵，去曆山耕作，還販於頓丘（今清豐）。舜在實踐中增長了才幹，後代堯而立，成為姚姓聯盟的首領。堯舜之時，太行山區雨水豐沛，水患頻仍。以秦今範縣為活動中心的東夷首領伯益協助舜的水官大禹治水，兩大集團在聯合抗洪鬥爭中進一步增進了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