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因河為塞”“移民實邊”拉開了蘭州地區開發的序幕後，漢武帝又采取移民和屯田的措施，加快了蘭州開發的步伐，繼而是金城郡的設置和趙充國屯田，推動了經濟持續發展的勢頭，在秦、漢政府開發政策的促進下，經過漢、羌人民的辛勤勞作，蘭州地區的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畜牧業也保持了較高的水平，從而在這個時期出現了蘭州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寫道：“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這正是對蘭州地區當時農牧並舉，經濟繁榮的生動寫照。
宋、夏戰爭導致北宋在甘肅的廣泛屯田，促進了甘肅經濟在戰爭期間的恢複和發展，也促進了甘肅人口的增長。北宋為了抵禦西夏的入侵，不得不在甘肅大量駐軍、屯田、戍邊。
宋代熙寧三年（1070年），王韶對皇帝進言說：“渭源城而下至秦州成紀，旁河五六百裏，良田不耕者無慮萬頃，治千頃，歲可得三萬斛。”宋神宗從其請而開屯田。王韶收複熙河後，“又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揮，以二百五十八為額，人給地一頃，蕃官二頃。熙河多良田，七年（1074年），詔委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興營田，許奏群官屬以集事”。至此，屯田遍及除隴東南外的整個隴右地區。屯田有軍屯、民屯兩種。熙寧九年（1076年），詔熙河“點廂軍田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優劣為獎罰”；“涇原、環慶、熙河、蘭會、新複城砦地土，悉募廂軍配率耕種免役”。由此可知，特別是在宋仁宗及其以後，北宋對蘭州的軍事經營同時也推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外籍軍隊調入蘭州，直接增加了蘭州人口，廣泛的軍屯則奠定了經濟複活的基礎。
到了元代，大批戍邊屯田的回族軍士，以及貢使、商賈等也被安置在甘肅境內。史載元世祖忽必烈建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後，唯恐四大汗國及西北諸王危及皇權，以廣設戍邊屯田兵予以震懾。當時軍屯地區雖遍於西北各地，但其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帶；而回回軍則是屯兵屯田的主要成員。“回回軍”是“西域親軍”中強有力的一支軍隊，在滅南宋後，又將他們編入探馬赤軍中，執行著“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的任務。由於戍邊屯田於甘肅的回回人多，所以元王朝選派回回人兀伯都刺、麥術丁、合散和哈珊等，先後為丞相，統管甘肅。並任命回回人負責屯兵屯田。“至元二十八（1291年），以甘肅曠土賜昔寶赤、合散等，俾耕之”。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年）自六盤至黃河立屯田，置兵萬人”。到英宗時，為了體恤屯田回回，於“至治二年，（1322年）免去甘肅回回屯戍河西者銀稅”。這時甘肅不僅有大量的回回屯田兵，而且隨回回官吏而來的部屬也為數不少，《甘肅通誌稿》記載：“這是回回人居甘肅之始。”13世紀，蒙古人三次西征後，滅了“花剌子模”，攻下黑衣大食首都巴格達。先後四十年間，大批中亞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來到中國。他們主要是蒙古軍的俘虜和工匠，歸降的官吏、貴族及其部民，來華貿易的商人，還有從事學術活動的學者，總計約幾十萬人。他們絕大多數人信仰伊斯蘭教，統稱為“色目人”，其中以被編入蒙古軍的回族軍士為最多，他們為元朝統一中國而南征北戰，繼而在西北、西南戍邊屯田，捍衛疆土，從此，落居邊塞重鎮“隨處入社，與編民等”。
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加強國家的武裝力量和鞏固邊防，在全國各地設立衛所製度，曾遷山西平陽民眾“選民丁，立都所，置衛屯田”。軍士隨軍遷徙後，別立戶籍，軍戶由國家分給土地屯田自養，平時軍士由衛所路官負責操練和屯田，戰時則歸兵部派遣的總兵統領去參戰。在軍屯中，沿邊軍屯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內地軍屯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實行軍屯，即解決了軍隊糧食供給問題，又鞏固了邊防，真正是“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之舉。
聚居於永登縣苦水鎮和散居周圍各鄉鎮的周姓人，是北宋理學家周敦頤之後裔。據現存族譜記載，始祖為周瑚。周瑚之祖先原籍湖南道縣，和周敦頤同宗，周瑚先任百戶，以侍衛從肅莊王來甘駐甘肅安定（今定西）。明嘉靖末至萬曆年間，鬆山虜首火落赤、阿赤兔等糾挾河強虜，屢犯邊界，兵部尚書鄭洛帶領莊浪（今永登）指揮同知甘雨，率兵五路進剿，調周瑚自安定水阜河馳赴鬆山攻戰。因周瑚作戰勇猛，五破其穴，追擊逃敵，樹有戰功，遂以功授莊浪衛指揮使領下總旗，並把家搬到苦水堡定居，其子孫世襲苦水武職。
明朝建立後，元帝逃往漠北。退居漠北的蒙元（古稱西蕃）勢力依然強大，不時騷擾犯邊，作為九邊之一的甘肅蘭州地區，北臨黃河，便成了朱氏王朝的首選兵屯之鄉。
金縣（榆中）作為蘭州地區的關隘要地，必然成了軍屯之鄉，這一點從榆中的遺留地名中可以看出。榆中地域內沿苑川河穀地所形成的三大川塬（大營川、勇士川、苑川）的村莊多以營、城、堡命名，素有七十二營堡之說，這就是兵屯的最直接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