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屯軍、屯民的同時，朝廷還實行了屯商的舉措。所謂屯商，就是召喚一些行商販運的小販和小本商人，由官方劃給他們田地，讓他們定居耕種，同時資助他們一些資金，作為經商貿易的本錢。
蘭州曆史上的屯商、行商、經商活動，有效地促進了地區和民族間的互相交流與融合，其中的茶馬互市就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茶馬互市源遠流長，是興起於唐，發展於宋、元、明、清的一種利用內地所產茶葉與北方少數民族的馬匹等產品進行交換的特殊的民族交易形式，在加強中原地區同北方少數民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的聯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唐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穀渾等少數民族請求和市，高祖李淵下詔許之。唐初百廢待興，百端待舉，恢複和發展生產是當務之急。因為及時恢複了與少數民族的和市，而很快便出現了“雜畜被野”的盛況。安史之亂給鼎盛的唐王朝以致命的打擊，在長達7年之久的平亂過程中，驍勇剽悍的回紇民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戰亂後的民族貿易中，唐政府對回紇采取了優惠政策。史稱自乾元（758—760年）以後，回紇“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其互市數量與規模都是相當可觀的，以至於占唐政府的財政收入的很大比例和份額。到德宗貞元（785—805年）末年，唐政府開始同回紇進行正式的茶馬互市，“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這是茶馬互市見於史書的文字記載。當時，唐政府用繒帛、茶葉等物與回紇的馬匹交換，數額相當大，“動至數萬馬”。
當時，唐同回紇所進行的這種貿易，除有互通有無的經濟方麵的因素外，更多地是從政治方麵考慮的。據考證，唐代用茶之風相當盛行，“茶為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竭乏，難舍斯須……”作為少數民族之一的吐蕃，對於茶葉的需要更是十分迫切。鬆讚幹布時，曾派五人專門從事內地茶葉貿易。後來隨著飲茶習慣的普及，從事茶葉貿易的人數更多了，茶葉已成為與食鹽、糧食一樣須臾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常魯出使吐蕃時，讚普特別拿出品種齊全的壽州、舒州、顧渚、蘄門、昌明等地產的茶葉相贈，茶馬互市已成為漢、蕃等民族之間經濟往來的一項重要內容。少數民族對茶葉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全國植茶業的發展，建中四年（783年），唐政府開始抽取茶稅，稅率高達10％，茶稅成為唐朝廷的重要稅源與財政收入。
到了宋代，茶馬互市之法較唐代更為完備，主要表現在茶商須持有政府發放的茶引，並隻有在指定的市場內，方可進行正常的貿易活動，即所謂的“引與茶必相隨”。這裏的“茶引”，就是由封建政府發放給茶商行商的執照，商人執引後方可交易。宋代茶引的出現，意味著封建政府對互市的重視，以及中央政府對民族貿易控製的加強，同時也說明茶馬互市稅收在財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隨著北方少數民族地區將茶葉由奢侈品普及為生活必需品，其對茶葉的需求量與日俱增。
如果說，唐代除茶葉外也曾以大量的絹帛等手工業品同少數民族互市時的話，到了宋代，這種貿易則非茶葉莫屬了。如在宋代，一度曾用銀兩、絹帛來購買和換取北方少數民族的馬匹，但“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最後不得不改為以“名山茶為易馬用”。這時的茶葉買賣已成為西北貿易中有厚利可圖的生意，“茶之為利甚博，商賈轉致西北，利嚐至數倍”。真正的茶馬交易從此形成了。
西夏、宋、金鼎足而立時，它們之間的貿易一般是通過榷場來進行的，其中蘭州地區的榷場地位顯得尤為重要，時至明英宗時，西域貢使和商賈不僅遍布河西走廊，就是西寧、河州和蘭州、鞏昌等地也有了寄居的回族人。
清代前期，蘭州地區的茶馬互市，是上承前製而又有較大發展變化的時期。時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蘭州地區的茶馬互市達到了高度發展的程度，政府對於民間茶馬貿易的限製開始放鬆，但從整體上講，這時仍屬國家直接控製茶馬互市的階段。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到乾隆（1736—1795年）時，商人開始自行貿易的現象十分普遍，政府已難以直接壟斷茶馬互市，並且這種壟斷也沒有必要了。這樣一來，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張，關心的隻是向商人征稅，而不再直接控製茶馬互市。為了有效地對茶馬互市進行管理，以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清政府改變曆代皆設茶馬司總其事的做法，“罷中馬之製，令商納稅銀”，並以蘭州“道理其事，分西（寧）、莊（浪）、甘（州）三司，額引九千九百八十二，每引一稅茶，十封以一封交茶，九封折銀”。按當時規定，每封茶繳錢三錢，每引折銀二兩七錢。這樣，蘭州所轄三司共征得茶九千九百八十二封，銀二萬六千九百五十一兩。蘭州一躍而成為全國茶馬集散地，成了北方茶馬互市的中心，成了朝廷財政收入的一大來源。
就全國的情況來說，自從“罷中馬之製”以後，茶馬互市開始走下坡路，其曆史地位一天不如一天。這是因為，一方麵，是國家控製互市的局麵被打破，民間茶馬貿易占居了主導地位；另一方麵，隨著清政府先後在甘肅河西、新疆等地建置馬場，而且馬場規模巨大，馬匹“俱屬膘壯”，使得政府的馬匹供應基本有了著落，靠茶馬互市取得馬匹的願望不再強烈。與此相反，這時蘭州地區的茶馬互市卻出現了黃金時代，即使到了淡季，這裏的茶票數目仍保持直線增長的趨勢。甚至在左宗棠整頓茶務“以票代引”後，蘭州地區“迄於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茶務日增”。在全國茶馬貿易日趨衰落的形勢下，蘭州地區卻是經久不衰，這是由蘭州地處內地聯係北部邊疆的要衝，同時又是多民族集聚地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