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初，中共甘肅省委決定由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楊一木與中共上海市委協商援蘭事宜。不久，楊一木去北京開會時，恰與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相遇，談及此事，得到柯慶施的大力支持。會議結束後，楊即從北京直接去上海，與上海市委、市政府有關領導進一步協商關於發動和組織上海部分工商企業，部分資金、人員支援蘭州建設的問題。1955年7月，甘肅省委又派工業廳廳長王耀華等同誌去上海，參加由國務院三辦穀牧副主任主持召開的“關於工業內遷及勞動力調配座談會”，製定了內遷的初步方案。
麵對黨中央的號召和蘭州人民的邀請，上海給予了熱烈的回應，伸出了無私真誠的援助之手。
1956年4月，蘭州市組成訪問團奔赴上海。讓大上海的人們來蘭州這片荒涼之地工作生活，他們會接受嗎？訪問團成員的心裏，都懷著一個巨大的問號。常言道：“栽得梧桐樹，方能引來金鳳凰”，而我們靠什麼呢？僅靠一顆火熱的誠心行嗎？
然而，從踏上上海的那一刻起，他們便感到：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在上海，訪問團受到了上海市黨政領導的熱情歡迎和盛情接待。市委書記陳丕顯同誌專門在上海錦江飯店接見、宴請全團人員，並代表上海人民表示：堅決響應黨中央號召，無私支援大西北，支援蘭州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的原則是：你們需要什麼，我們給什麼！甚至還提醒說：你們可以在這裏多走走、多看看，什麼要求都可以提出來，我們共同研究，一定全力配合做好工作。
一番肺腑之言，使訪問團一掃顧慮，信心倍增。在兩個多月的考察中，他們時時刻刻都處在喜悅和激動之中，深切感受到上海人民的巨大熱情。
“隻要你張嘴，我們就同意；隻要你邀請，我們就接受。”成了當時上海人民支援蘭州的生動寫照。
上海的繁華與蘭州的落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巨大的反差，麵對上海發達、密集的工廠和服務業，訪問團深深感到蘭州需要得太多太多了。他們隻有一個心願：盡量多遷去一個工廠，盡量多邀請一個支援者。
盡管心存渴慕，但樸實的蘭州人並沒有獅子大張口般地伸手，而是設身處地去體諒上海政府和人民的難處。幾乎每一個要求，他們都是想了再想，他們不想讓上海人民為難。而上海市政府和人民表現出的熱情、真誠和無私則大大超出了訪問團的預料，他們說到做到，言而有信：要什麼就給什麼，你不好意思要的，我們主動支援。
當時確定遷蘭的企業中，有這樣幾家企業是蘭州人想要卻不敢張口的，但慷慨的上海人民卻主動“贈予”了。它們是：信大祥呢絨綢布店、悅賓樓京菜館、意姆登洗染店、佛慈製藥廠等享有盛譽、發展前景很好的“老字號”。
這是一次全麵的、無私的支援，行業涉及到城市發展的方方麵麵。工業企業方麵有：製藥、小五金、玻璃、搪瓷、墨水、針織、印刷、電鍍、儀表、機器等；商業企業有：百貨、棉布、絨線、皮鞋、西服、時裝、照相材料等；飲食服務企業有：洗染、理發、照相、中西菜館、糕點等。特別是蘭州膠鞋廠、蘭州搪瓷廠、蘭州熱水瓶廠、蘭州佛慈製藥廠、蘭州墨水廠、蘭州玻璃廠等一批輕工企業到蘭州落戶，填補了蘭州在這些領域的空白，解決了日用工業品要從沿海調進，本地輕工業基礎太弱的問題，也為甘肅輕工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上海市政府製定的支援搬遷原則是，在確定遷蘭企業時，必須是經營要有特色、社會上有影響、質量服務有優勢、能起到示範推動作用的企業，並且是資金、人員、企業整體搬遷。在這場無私的大援助中，湧現出了一大批熱情的支援者，他們中有普通工人、也有高級技術人員，還有一大批上海有名的獨資、合資企業主，如韓鐵成、錢念祖、葛行之、濮容百、沈羅坤、周湘、嚴裏涓、韓鐵溶、韓鐵隆、張源泰、楊雲波、吳仁葆、陳樹棠等等。
在雙方的密切協作下，搬遷工作進展得異常順利和紮實。從1956年6月開始，到1957年初，僅用半年時間，便基本完成了援蘭企業的搬遷工作。
盡管支援者都誓言在胸，信心百倍，但現實中遇到的困難仍超出了他們的預料。
首當其衝的便是環境的極度不適應。從氣候宜人的沿海內地來到西北高原蘭州，氣候的巨大反差，使支援者吃了不少苦頭。當時的蘭州樹木稀少，一刮風，便是一片飛沙走石，打在支援者身上、臉上，是難忍的疼痛、滿嘴的泥土和難言的無奈。剛來時，很多人都因氧氣不足而頭暈、惡心。因氣候幹燥，他們常常流鼻血，嗓子發炎，反複感冒。南方來的建設者們不會生火爐，為此吃了太多的苦頭等，需要克服的困難很多。
令人崇敬的是，麵對條件的惡劣和種種困難，眾多的支援者們不僅沒有灰心喪氣、打退堂鼓，而是知難奮進，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了火熱的創業中去。
為了建設一個新蘭州，為了求得自身進一步的大發展，遷蘭的企業以百倍的信心投入到創業之中。無論是名聲在外的信大祥、泰昌、佛慈、悅賓樓，還是眾多的工商企業，都依據自身實際，銳意開拓，並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三家皮革（件）廠遷蘭後更名為蘭州震旦皮件廠，成為西北皮件行業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