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上午，總統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內閣總理。一個最反動、最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政權在德國建立，它標誌著歐洲已形成一個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
1933年10月2日，有64個國家出席的國際裁軍會議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德國出席會議的目的是希望廢除《凡爾賽和約》，但這一企圖與法國等國的願望相悖。1933年3月16日，英國代表在裁軍會議上提出一項裁軍公約草案，規定在未來5年之內允許德國獲得與法國、意大利、波蘭等歐洲國家同等的兵額。但這一草案受到法國的非議。法國要求將草案提及的5年期限延長至8年。
在裁軍會議未能取得任何有利於德國的妥協的情況下，1933年10月14日，德國政府致電國際裁軍會議主席，宣布德國退出裁軍會議。後德國曾提出一係列違背《凡爾賽和約》規定的要求作為恢複出席裁軍會議的條件，被法國斷然拒絕。德國退出國際裁軍會議使該會議實際上陷於癱瘓。此後，德國公然加緊擴軍，使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轉變。10月19日，德國又退出國聯，從而向實現法西斯稱霸歐洲和世界的目標邁出一大步。
1934年6月14日，德意誌銀行宣布，德國暫時不再履行所有的中期和長期償債義務。由於缺乏外彙現款，對接受道威斯和楊格計劃提供貸款後所應付的義務也不再履行。雖然最大的債權國美國威脅要對遲遲不肯償還債務的國家停止提供國際信貸，但德國仍然作出這個決定。德國在致各債權國的換文中試圖解釋它的行動。
1934年6月30日，在納粹衝鋒隊（SA）結束一切活動，準備休息一個月，並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準予開始放假的前一天，一場醞釀已久的權力爭鬥開始白熱化，而且達到了戲劇性的高潮。6月30日，希特勒在廣播和報刊公開宣稱，他壓製了恩斯特·羅姆領導納粹衝鋒隊所進行的顛覆活動，並且格裏高爾·斯特拉賽和前帝國總理庫特·史萊布將軍也參加這項反對政府的陰謀。希特勒本月初從帝國黨衛軍方麵獲知納粹衝鋒隊計劃要將該隊建設成一支武裝力量，並入帝國部隊，而納粹衝鋒隊的首領羅姆同時公開聲稱必須進行“第二次革命”，因此希特勒曾在5日與羅姆舉行會談，試圖勸這位自1923年以來合作的戰友達成和解，但羅姆僅保持沉默。10日，羅姆鼓動納粹衝鋒隊向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的領導權挑戰。軍方亦響應這項反抗活動，國防部長握那·芳·布拉姆伯格21日探望在努坦克養病的興登保總統時向希特勒發出一份最後通牒，其中他提及將在帝國部隊中宣布緊急狀態，並以接管行政機關相威脅。25日，軍隊指揮部司令官弗萊賀·握那·芳·弗利茲克果真向帝國部隊宣布緊急戒備令，希特勒便毅然采取行動。羅姆原定計劃於30日在巴德·維悉湖召集納粹衝鋒隊主要幹部會議，希特勒針對這次會議展開整肅行動。戈林及希姆萊也分別在柏林警察局向納粹精衛隊（SS）下達命令，希特勒在慕尼黑亦命令黨衛軍開始行動。希特勒率領納粹精衛隊在淩晨4時左右衝進納粹衝鋒隊的營地，逮捕羅姆及幕僚人員。他們被押解到慕尼黑斯達德爾漢監獄，立遭黨衛隊槍決。戈林在柏林同時展開“掃蕩行動”，結果納粹衝鋒隊和主要幹部之一柏林納粹衝鋒隊隊長卡爾·恩斯特被槍殺。史萊希夫婦與布萊多將軍均在家中被射殺。格裏高爾·斯特拉塞被捕，隨後在普林茲—阿柏萊契特街的蓋世太保大樓遇害。希特勒任命維克多·魯茲接替羅姆職位，並要求納粹衝鋒隊服從命令。
德國總統興登堡逝世兩周後，希特勒在德意誌民族麵前表明他是總統繼承人，雖然他從1934年8月2日就已開始掌握了行政職權。德國政府在興登堡去世的前一天通過《國家元首法》，決定將總統和總理的職務合並為一。由於希特勒在2日就已出任總統，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德國人民的表決將使他正式獲得這個職銜。
希特勒上台後，一手策劃了臭名昭著的“國會縱火案”。1933年2月27日晚，戈林命令衝鋒隊長恩斯特從地下暖氣管道偷偷潛入國會大廈，灑上大量汽油並點燃。一時火焰熊熊，映紅了半邊天。此外，希特勒還希望在官方的用辭及一般的場合中，一律稱他為“元首”（總統兼帝國總理）。事實上，所有的德國士兵都把這個慣用語當作一個新誓言，它取代了以往宣誓的對象——憲法，士兵們不再對人民和祖國承擔義務，而是對希特勒個人負責。納粹黨為這次的公民投票大肆宣傳。戈林、戈培爾以及魯道夫·海斯和漢斯·凱爾等幾位部長在全國組織大型活動，以統一人民的思想。該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是前總理巴本鄭重的宣布興登堡的遺囑，遺囑中希特勒及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被稱為德國美好未來的開路先鋒。大選當天，95.71%具有選舉權的選民參加投票。結果，希特勒獲得3800萬張讚成票（89.93%），430萬張反對票，874000張票無效。從此希特勒可以合法地成為德國獨裁者了。
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後，又一件喜事正等著他，即薩爾已歸還德國。薩爾位於德國西南部，南與法國接壤的這一地區是德國的重要煤炭基地，在曆史上長期是德法兩國爭奪的對象。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凡爾賽和約》就薩爾歸屬問題作出規定，該地區由國際聯盟委托法國代管15年；此間薩爾煤礦的所有權和開采權歸法國所有。15年後，由薩爾地區居民投票決定其歸屬，或維持原狀，或與法國合並，或與德國合並。為使薩爾回歸德國，受到德國政府資助的“德意誌陣線”早在1934年就在該地區積極開展活動。在德國法西斯的壓力下，在1935年1月13日薩爾公民投票中，近54萬張票中的47.7萬票讚成並入德國，4.6萬票讚成仍歸國際聯盟監督管理，而讚成並入法國的隻有2萬票。主張並入德國的票數比例在90%以上。根據投票結果，國際聯盟作出決議，自1935年3月2日起，薩爾地區交給德國。薩爾投票的結果極大地鼓舞了德國法西斯勢力。
1935年3月16日，正當人們還在歐洲的銀行之間為戰債的問題絞盡腦汁時，歐戰各強國已經公開地為可能發生的世界戰爭做準備。德國元首希特勒在所有的電台中宣布，德國重新實行義務兵役製。這是對《凡爾賽和約》的公然違抗，此舉使歐洲各國震驚不已。使歐洲震驚的第二項消息是德國所公布的未來軍隊實力，希特勒預備擴建36個軍約合兵力50萬人。事實上，連德國高級指揮官們也對這個擴充軍備的規模而感到吃驚。外國空軍武官在本月10日晉見德國航空長赫曼·戈林時得知，德國在納粹黨掌權後國防政策已有顯著的變化。3月4日，英政府自大戰結束以來，第一次宣布擴充英的軍備。在希特勒發表令人震驚消息的前一天，法國國會亦決定延長義務兵役的期限。
1938年1月4日，阿道夫·希特勒將至高無上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從而使他的內閣與軍隊之間逐步激化的緊張關係得到緩和。元首自命為德國軍事力量的最高統帥，並把製訂外交政策的權力直接控製在自己手中。希特勒強迫兩位將軍提前退役。其中一位是陸軍元帥兼陸軍部長維爾納·馮·布隆伯格，有關他的醜聞加速了他的退役。當時布隆伯格剛剛結婚，希特勒本人就是證婚人。自舉行婚禮以來，許多人一直在指控他的妻子，說她原來是一個妓女。陸軍總司令維爾納·馮·弗裏奇將軍也被迫退休。他被指控為同性戀者。威廉·凱特爾和瓦爾特·馮·布勞希奇兩位將軍都被提升到最高位置上。希特勒成立了一個秘密內閣會議，以作他的對外政策顧問。他還任命了幾位老朋友到這個會議中來，其中包括魯道夫·海斯、赫爾曼·戈林和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
3.日本法西斯政權的建立
軍部完成法西斯化之後，成為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動力量。就在軍部法西斯化急劇發展的同時，軍隊內部在如何建立法西斯政權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以永田鐵山、石原莞爾、宇垣一成、東條英機等上層將領組成的幕僚革新派認為，鑒於軍部的勢力在不斷擴大，軍隊完全有可能通過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徑，建立“高度國防國家”。因此，他們自“十月事件”後便開始放棄通過流血手段奪得政權的方法。由於他們主張保持軍部中央機構的統製，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軍部獨裁，因而被稱作統製派。
但是，以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等為首的基層革新派，卻仍然堅持其通過軍事政變途徑實行“國家改造”的主張。由於他們宣揚“皇道精神”，提倡國體明征、天皇親政，因而被稱為皇道派。皇道派認為，日本的軍備和國力反正比不過美英蘇，因而不太重視軍備的現代化和總體戰思想。他們所熱衷的是皇道精神，喋喋不休地鼓吹精神主義。荒木貞夫講話寫文章，通篇盡是皇道、皇軍、皇謨、皇威、皇獻之類冠以“皇”字的字眼。他甚至對人說：“國力不足，我們並不介意。何必要為物質之類的東西多費心機呢？”
1932年初，當犬養毅組閣時，永田鐵山等人曾支持荒木貞夫出任陸相，希望荒木能按照總體戰的要求重整陸軍。但是，荒木與真崎甚三郎等結成皇道派，在軍內大搞派閥之爭，排斥異己，失去了多數幕僚軍官的支持。幕僚軍官逐漸以永田鐵山為中心形成了統製派，其中還包括東條英機少將、今村均上校、武藤章、富永恭次、下山琢磨、影佐極昭中校、地田純久、田中清、四方諒二（憲兵）少校這些人。在永田等人的影響下，1933年11月，以片倉衷為中心的14名尉級幕僚軍官成立非常時期對策研究會，也屬統製派。
皇道派和統製派形成後，因意見分歧，對立尖銳。兩派的主要分歧是：第一、關於改造國家的手段，統製派主張自上而下地合法進行；皇道派則堅持自下而上地搞暴力政變。第二，關於改造的次序，盡管兩派都主張對外侵略擴張，但統製派主張先外後內，通過發動戰爭，推動國內的法西斯改造；而皇道派的中下級軍官則強調“國內第一主義”，主張先在國內建立法西斯統治再謀對外侵略。
統製派得到軍隊內大多數中上層軍官的支持，勢力漸豐。1934年1月，荒木貞夫辭去陸相職務，支持統製派的林銑十郎接任陸相。林銑在陸軍省內安插統製派成員，排擠皇道派。3月，永田鐵山任軍務局長，在陸軍省，這是僅次於陸相、陸軍次官的最有實權的職務。統製派掌握了陸軍的大權，成為推進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體力量。
建立高度國防國家離不開統治階級的支持，尤為重要的是軍部與官僚、財閥的結合。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政府中出現了一批新官僚，他們在1932年與軍部一起推動救農事業，開始嶄露頭角，當時最活躍的是農林相後藤文夫。以後新官僚的隊伍陸續擴大。他們大多是內務、經濟方麵的官僚，主張用極權主義取代自由主義，與軍部完全合拍。他們超越各省廳的界線，形成橫向聯合，在推進綜合統製方麵具有很大能量。1935年5月，按照統製派的主張，在軍部的推動下，設立了綜合國策機構“內閣調查局”。它後來發展為企劃廳、企劃院，成為新官僚的大本營。新官僚是軍部最親密的同夥。軍部與財閥的結合有一個過程。新興財閥是在1931年後日本政府實施軍需通貨膨脹政策、經濟軍事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是軍部的積極支持者。財界主力三井、三菱等舊財閥，由於過去投資的重點是輕工業和民用工業，所以盡管他們不反對軍部發動侵略戰爭，但是不希望軍部使日本過早地卷入力所不及的大規模國際衝突。舊財閥往往通過內閣、政黨和輿論界，對軍部幹預政治進行一定的抵製。同時，軍部一度也有排斥財閥的傾向，如關東軍、荒木貞夫陸相都曾宣布拒絕財閥資本進入“滿洲”。
很顯然，皇道派失利了。
1932年，在血盟團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的衝擊下，發生了“財閥轉向”。其表現是：（1）向社會事業捐款。三井、三菱、住友都有捐款，最大的一筆是三井拿出3000萬日元，設立社會事業團體“三井報恩會”。（2）協助開發“滿洲”。三井、三菱、住友向“滿洲國”的銀行、軍火企業提供2000多萬日元貸款。（3）財閥家族退出第一線，辭去財閥直屬公司負責職務。承認子公司的相對獨立性，這意味著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4）公開出售所屬企業的股票，售價高出股票麵額1倍以上。財閥轉向是為了緩和社會上的反財閥情緒，也是為了迎合、接近軍部，並且趁機改革不適應擴大經營的家族封閉式體製。
1934年，統製派在陸軍中占支配地位，他們重視協調軍部與財閥的關係，深知建立高度國防國家不能沒有財閥的支持。陸軍小冊子明確宣布，隻要不違反國家的要求，可以“滿足個人的創造性和辦企業的欲望”。關東軍也在實踐中認識到，開發“滿洲”離不開財閥的財力，於同年6月宣布不再排斥財閥投資。
對於舊財閥來說、他們看到新興財閥在重化學工業等軍需品產業中大發橫財，加之對外傾銷政策四處碰壁，也逐漸擴大了重化學工業的投資。這樣便加強了對軍需生產和軍部的武力奪取市場的依賴，於是財閥與軍部在建立“高度國防國家”，在對外侵略、擴大軍需生產、加強國內控製等方麵利益一致。到1935年，連一向比較穩健的關西財界也公然主張，外貿談判已無濟於事，必須“從外省轉向軍部”，“以軍事力量確保東洋市場”。財閥過去是政友會、民政黨的後台。政黨政治完結後，政、民兩黨企圖聯合起來，東山再起，與軍部爭權奪利。但從1934年下半年起，財閥主流已不再支持政、民兩黨聯合運動。1936年2月中旬的總選舉後，三井已不再向政黨提供經費。至此，軍部與壟斷財閥正式勾結起來。
1934年統製派支配陸軍後，對陸軍的全麵統製尚未確立，統製派與皇道派的鬥爭異常激烈，尤以統製派與皇道派青年軍官之間的鬥爭更甚。統製派反對武裝政變和恐怖暗殺，要求全軍“一絲不亂”地服從軍部中央的統製，采取軍部介入政治的途徑，推行自上而下的合法改革。這一立場深得壟斷資產階級的賞識。但是，皇道派青年軍官堅持擅自行動，不放棄用“清君側之奸”的恐怖手段，對上層施加懲戒與壓力，以實現天皇親政和昭和維新。他們攻擊統製派是財閥的走狗。雙方展開了統製、壓製和反統製、反壓製的鬥爭。
1934年11月，皇道派軍官村中孝次、磯部淺一等和陸軍士官生圖謀政變，被統製派揭發。事後，林銑十郎任陸相進行“整軍”，清洗皇道派的軍官，兩派矛盾尖銳化。
1935年7月，林銑陸相得到參謀總長閑院宮的支持，免去皇道派主要頭目之一真崎甚三郎的陸軍教育總監職務。
統製派與皇道派的明爭暗鬥日趨白熱化。皇道派軍官們認為，這是屬於統製派的永田軍務局長策劃的，於是便散發了《關於整肅軍隊的意見書》、《軍閥重臣閥的大逆不道》、《教育總監更迭情況要點》等攻擊永田的秘密文件。受此影響的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中校，於1935年（昭和10年）8月12日上午闖進陸軍省軍務局局長室，大喊一聲“天誅”，即把正在聽取彙報的永田鐵山砍死。相澤被逮捕後聲稱，他的行動是“奉伊勢神宮之神旨”，是“大神附體，進行天誅”。
1936年1月，軍法會議公審相澤。皇道派青年軍官通過法庭辯護和散發文書，指責統製派是“軍閥”、“以陰謀為能事之徒”。同時，村中、磯部決心再次發動政變。為了分化皇道派，2月21日，陸軍省宣布將皇道派軍官較多的第1師從東京調往中國東北。此舉成了皇道派青年軍官發動政變的導火線。
2月26日皇道派青年軍官在北一輝、西田稅等直接領導和指揮下，以“昭和維新”為目標發動了武裝叛亂。皇道派軍官村中孝次、磯部淺一等20多名青年軍官率領1400多名士兵，襲擊了首相岡田啟介的官邸和其他內閣委員的住宅，殺死藏相高橋是清、內大臣齋藤實、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重傷侍從長官鈴木貫太郎，占領了首相官邸、陸相官邸、陸軍省、警視廳等處。叛軍還錯殺了首相秘書，首相岡田啟介得以幸免。叛軍打出“尊王討奸”旗號，當天早晨向陸相川島義之提交了“蹶起趣意書”和七項要求。他們要求實行維新，充實國防，重用皇道派，懲處統製派。除了具體的派閥人事意見外，他們沒有提出實行維新、收拾事態的任何具體主張。他們希望真崎甚三郎或台灣軍司令官柳川平助出任首相，但認為這是“私議天皇大權”，沒有正式提出。兵變之後，他們就靜候天皇頒發“維新大詔”，沒有任何進一步行動的打算。
陸相川島聽取荒木、真崎的意見，承認叛軍為“崛起部隊”，叛軍的行動是“出於顯現國體之至情”，同意把希望上奏天皇。天皇得知叛亂和大臣被殺後，十分惱怒，嚴令立即加以平定，並一再催促。統製派和一些上層軍官也主張加以鎮壓。28日夜，陸軍中央從東京附近調集2.4萬兵力，配有飛機、坦克和大炮，包圍叛軍。29日，叛軍未作抵抗，俯首投降。
軍內派係鬥爭是“二·二六”事件的直接起因，而實質則是兩派法西斯勢力圍繞奪取政權而進行的政變。雖然叛亂被鎮壓下去，但它對日本國家的法西斯政權建立卻起了催化和加速作用。“二·二六”事件被平息後，統製派乘機在軍隊內部實行大整肅，直接參與“二·二六”事件的80餘名軍人受到處罰，其中17名骨幹分子被處死刑，另有2名民間法西斯分子也被判處死刑。皇道派的7名上將、8名中將、7名少將被編入預備役，1000多名皇道派官兵被清洗出軍隊。更重要的是，統製派通過控製軍隊，向政府施加壓力，一舉建立了軍部法西斯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