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武漢市麵上並沒有太緊張的氣氛。早在1938年春，武漢市民和機關向大後方的疏散就開始了。8月中旬，蔣介石又再次下令疏散，所以此時城內除軍事人員外，滯留的市民雖然還有，但數量已經有限了，加上沒有死守武漢的意思，所以市麵上並沒有窒息感。正如黃鄂要塞司令部總台副瀛雲萍所言：“武漢撤退不像南京那樣亂，損失也不像南京那樣大，重要的物資早已撤走，是一次有準備的撤退。”
因為蔣介石有一個機關和市民撤出武漢的命令，所以在8月中旬岡村寧次拿到這個情報後進行的“敵情分析”認為蔣介石要死守“對於國民政府來說至關重要的武漢”。實際上，打到這個程度，中國軍隊在武漢外圍層層消耗日軍而非決戰武漢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了，但岡村出乎意料地誤判了這一點。
南京的畑俊六和東京的參謀也持同樣的看法，認為他們又會碰到南京那樣的戰鬥。不過，岡村到底還是聰明人，到9月初已發現情況不對，他重新審視江南江北戰局，認為“武漢駐軍寥寥，而蔣介石似乎無意再調軍隊入圍武漢城市”。
田家鎮陷落後，1938年10月11日，波田支隊已打到華容鎮（鄂城），海軍已過團風（黃岡）。
進入10月下旬，武漢三鎮的陷落已不會超過一周了。
10月23日晚，船舶運輸總司令部召集緊急會議，宣布江防工程部征調的2800多噸鋼鐵材料，經水路轉移到漢水上遊的宜昌做城防之用，搬不走的沉於長江，以免被日軍利用。關於長江上遊的船隻與開往湘江的船隻，一律規定最遲在10月26日開出，之後的報運機關和請運人員將被一概謝絕。
這個司令部是在南京下關成立的，專門負責水路運輸任務，最初司令是莊達少將，後由交通部長、軍委會後方勤務部部長俞飛鵬兼任，莊改為副職。南京陷落前，司令部搶運出大量物資。武漢由於處於水路樞紐位置，會戰開始後，這個部門的工作也就更加繁忙，主要是往上遊宜昌和重慶轉移物資和人員。但船舶運輸司令部的船隻有限，於是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民生公司盧作孚的船隊發揮了重大作用。
司令部會議的這個布置，使參加會議的人員意識到：10月26日是撤離武漢的最後一天！
開完會，司令部秘書陳良屏來到大街上。人已經很少了，隻有軍車不時呼嘯而過。
船舶運輸總司令部既負責軍需品轉移，也負責市民和商業機構轉移，隻要提出申請都一一滿足。當然，也有不願意走的，隻好聽任了。
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4月的台兒莊大捷後，很多原本離開武漢的市民認為局勢已經好轉，日本人不會攻打武漢，所以不少人又重返三鎮。再有就是，蘇聯誌願飛行隊在武漢空戰中曾一次性擊落27架日機，導致後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武漢沒再遭受日機轟炸，一些觀望的市民於是打消了遷走的念頭。本來呢，從上遊宜昌下來的船，把裝載的糧秣和工程材料放下後，任務是接上市民再開走。但春夏之交，由於很多市民不願離開武漢，導致返航的船隻往往是空的，所以才有8月蔣介石的再次下令。
望著武漢街頭，陳良屏似乎聞到南京血腥的鹹味，他想的是：日軍攻占武漢後，會做出什麼樣的舉動？這些念頭隻是一閃而過。聽副司令莊達說，蔣介石此時還沒撤離，陳良屏默默舒緩了一下，似乎吃了個定心丸。
盡管如此，當夜他仍幾乎一夜無眠。
10月24日一大早，陳良屏到司令部後，聽同事們正在議論，說江北的日軍已攻取黃岡，黃陂也發現敵情；江南的日軍則攻陷樊口和鄂城。
就在這一天，陳誠召集第9戰區的眾人在湘鄂贛三省交界的崇陽（戰區司令部所在地）召開會議，布置撤退問題。在會議尾聲的時候，關麟征和羅卓英吵了起來。
已升為第32軍團長的關麟征，本來隸屬於湯恩伯第31集團軍。但在會上，按陳誠的安排，關的部隊和李延年軍團調給羅卓英第19集團軍指揮。同樣屬於中央軍的關麟征不服羅卓英，覺得自己還是在湯恩伯下麵打得順手（關麟征很傲，也頂撞過湯恩伯，但最終還是認可湯恩伯的）。
幾個月前打徐州會戰時，關麟征率部向歸德撤退，至安徽與河南交界的碭山、楊集間的大橋，在日軍於橋對麵建起火力封鎖線的情況下，關麟征帶15名騎兵敢死隊員，一個衝鋒就衝垮了日軍的工事。後來在武漢開會時，蔣介石問關麟征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關麟征隻回答了一句：“我是校長的學生。”
蔣介石非常滿意，在會上說：“各級部隊長就要像關麟征這樣，退得下來，衝得上去，身先士卒，何愁敵寇猖狂？”
再後來，關麟征受到蔣介石關照，升為第34集團軍總司令，成為繼胡宗南後黃埔係裏第二位集團軍總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