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詞義的由來
交通，是各種運輸和郵電通信的總稱，即人和物的轉運輸送，語言、文字、符號、圖像等的傳遞播送。但在古代漢語中，交通則有互相通達交往和勾結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比較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交通之意，如《管子·度地》篇曰：“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又如晉《陶淵明集·五》之《桃花源記》中有“阡陌交通，雞犬相聞”之句，句中的交通即彼此相通之意。
行路難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在神州的山川大地上孕育出來的，是在各種民族文化不斷撞擊、擴散、滲透和互相消長交融中發展形成的。行路文化離不開傳統文化，它從一個側麵集中地表現出傳統文化的濃厚特色。
以自給自足的、小型分散的生產方式經營農業，決定了中國的各個曆史階段和各個階層的人都有一種安土重遷的思想，即不願意輕易離開自己祖輩生活的故土，十分看重出行和遷徙，尤以農民為甚.隻要尚能苟延殘喘，哪怕受盡苦難，也安於惡劣的環境和貧困的家園。
其實，自遠古時代起，中國人的祖先就與遠在西亞、歐洲和大洋洲的民族有過交往，這種交往從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大批遺物可見端倪。在中國大陸之內，各地區之間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正是這種交往，導致春秋戰國時期全國各個民族的大融合，最終使華夏文明和漢民族得以形成。
但是，大一統的秦漢帝國相繼建立後，各地的文化交流就放慢了速度。特別是對域外來說，中國的傳統思想和傳統文化從未因西方思想文化的傳人而改變它的基本格調。中國人的衣、食、往、行都永遠保持著鮮明的、獨特的風格和習慣，而且從未出現過承襲上的間斷。
這就是進入20世紀後，中國仍被世界上許多國家認為與世隔絕的根源。時至今日，這種基本格調仍在起著巨大的作用。
中國古代行路文化的安土重遷思想，表現出五千年政治、經濟、思想觀念等方麵複雜的內涵，充滿無限淒苦和憂鬱的色彩。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行路難。
由於旅途上要經曆千辛萬苦，所以，出門旅行，最重要的就是路上人的安全。這是旅人自己十分注意的大事，也是在家的親友十分關心的大問題。
行路難，首先表現在跋山涉水的艱險上。翻山越嶺有滑下陡坡、摔落深穀之禍，也有遭遇毒蛇猛獸之危。人們在走過高山密林、人跡罕至的地方時不能不提著心吊著膽；而在江河湖海上操舟乘船，也難免碰上風浪和礁灘，甚至覆舟毀船，這類不幸事故，曆史上並不少見。
行路難，其次表現在世態炎涼的滄桑上。旅途中風餐露宿是很普通的事，路上更令人憂慮的是生病無人照料，被竊遭劫防不勝防，還有各個地區語言不通、習俗不一的困難。況且，不少地方的地痞流氓、豪強惡霸對外鄉人常常欺負淩辱，地方官員也對外鄉人另眼相看，不肯伸張正義。這一切都使路上人難上加難。
行路難，還表現在旅人自己對隨時發生的變化缺乏準備、難以應付的困難上。比如有的書生學子赴試落第，產生頹唐甚至絕望的心情，使旅途充滿憂傷；有的路上人涉世不深，經驗很少，難免被騙子、妓女之流敲詐、誘惑以致喪失錢物、陷入窘境；有的因車船不便、行李欠缺而錯過飯鋪客店或遭受風雨之苦，等等。
鑒於上述情況，中國人對出門旅行非常重視，送親人和朋友遠行時禮儀很多。各地雖有區別，但大致都存在餞別、贈別、送別三種。幾千年來，遼闊神州，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一生中經曆過這些場麵。
現有最早的“交通法規碑”
在福建省鬆溪縣虎山公園中，有一塊高2米，寬1米的青石草書石刻碑銘特別引人注目，這就是經文物專家考證認定為我國現存最早古代交通法規實物之一——南宋交通法規碑。此碑立於南宋開禧元年(1205)四月，碑麵正中寫的是立碑所在地，左右兩邊載注前後五裏須恪守法規的地段名和當年經宋太宗趙炅禦筆親批的四句交通法規，文曰：“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考我國最早由官方頒行的交通規則，始於北宋。據《楊文公談苑》
記載：太平興國年間，大理寺正孔承恭上書言事。請在兩京諸州要道處刻榜公布上述四句話作為交通規則，皇帝批準承恭所奏，下令各地“處處衙肆刻榜”加以公布。鬆溪縣發現的這方碑石，鐫明“開禧元年四月望日”立，距太平興國已200餘年，可知自開國皇帝宋太祖之後，宋朝的交通法規一直是襲用這一規則的。另以今日眼光來看，除“賤避貴”帶有封建等級色彩外，其餘三條都接近於現在所通行的交通規則。這塊湮沒了幾百年的石碑，是1981年9月發現的，填充了我國古代交通規則的實物史料，提供了當時法規頒行的實際情況，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福建省交通廳為此撥出專款，在虎山公園修了一座造型精巧的小亭，將這塊古交通法規碑安置亭中。使其免遭風雨剝蝕，便於遊人觀賞和專家們的探賾索隱。亭匾為：“古交通法規碑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