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交通
發展交通有利於繁榮經濟。唐王朝為了經濟的繁榮，非常重視文通的發展。
有唐一代，國內交通網主要是由國家控製的遍布全國的驛道。驛道上一般每隔30裏置一驛站，中唐時期全國共有驛站1639所。即使最偏僻的地方也有驛道和驛站。譬如位於鄂西山區的房州和位於秦巴山區的商州，一向與外界阻隔，極不開化，玄宗與德宗時，分別給二州修驛道、置驛站，終於使之脫離曆史甚久的封閉狀態。驛站分水驛、陸驛和水陸兩用驛三類，水驛配船，陸驛配馬，水陸兩用驛船馬兼配。驛馬一匹另給牧地40畝。此外，國家每年大約還要支出100萬貫錢，用於驛遭和驛站的經營和維修。驛站雖然主要為國家公差服務，但外國和步數民族商旅也大多熙來攘往於驛道之上。
驛道兩旁，鱗次櫛比著無數專門接待商旅的民間店肆。這些民間店肆不僅照顧商旅的食宿，還養驢出賃，號稱驛驢，給商旅帶來極大的方便。
唐朝發展交通，重視因地製宜。隋代供皇帝遊樂的大運河，到唐代得到進一步修整，成為南北漕運的大動脈。東海風急浪大，內河船隻難以適應，就特別製造海舶，培養海運水手，發展海運事業。僅東海之濱的登、萊、滄、瀛等州，職業海運水手就有3400人之多。西域沙漠浩瀚，驛站難以建立，就特別設置長行坊，培養能夠走遠路的長行馬。西州的長行馬在西域頗負盛名，數量遠遠超過當地的驛馬。
唐朝與外國聯係，有專門的交通道。據記載，主要有六條：一為安東道，專通高麗。二為渤海道，通渤海、高麗、日本。三為雲中道，四為回鶻道，均通塞外少數民族地區。五為西域道，通西域各國。六為天竺道，通南亞各國。七為海夷道，通歐、非、西亞各國。
唐王朝的交通，比以往的各個王朝都要發達，為經濟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宋代路碑“儀製令”
宋代的“儀製令”是專指勒字刻碑立於道路旁的交通法規。儀製是朝廷官府頒布的法規禮節，亦即是社會奉行的禮儀製度。據史料考證，我國的交通法規，興於唐，盛於宋。
宋代的“儀製令”初期是刻在木板上，豎立於大街要道，以教行人車輦。陝西省略陽縣的“儀製令”路碑，立於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原立於州縣的街頭。福建省鬆溪縣的“儀製令”路碑，立於南宋開禧元年(1204年)，豎碑地點已不在縣城，移至縣城外的鄉村。
上述二塊宋代的“儀製令”石碑，是研究我國古代交通法規的曆史文物。碑文規定：尊老敬長必讓道(少避老)，來往應先後有序，講究禮讓(輕避重，去避來)等，體現了我國古代的文明禮貌。
曆史上的運河
運河是指人工開挖的水道，用以溝通不同河流、水係和海洋，聯結重要城鎮和工礦區，發展水上運輸。
中國最早的運河是公元前6世紀初楚國和吳國所開的溝渠，後來吳王夫差要做中原的盟主，在山東、河南之間接通了泗水和濟水的航運，以後開鑿運河的技術，在南方得到推廣。曆史上著名的運河有許多條，最長最重要的是隋代大運河。大運河在唐以前稱為溝渠、漕渠、漕河、運渠，宋代始有運河之稱，元明以來漸成通稱。
隋朝統一以前，經過了魏、晉、南北朝長期開發，江淮及江南一帶，已被南移之民開發成為國內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如何加強對南方富庶地區的控製，便成為建立在中原的統一政權的大問題；同時因為國防的關係，在國境東北部涿郡(今北京)，需要建立一個軍事上的大據點。如何把全國的軍需物資輸送到這個大據點，又是當時統治者的另一個大問題。中國的河流，都是由西往東，隋煬帝開運河，便是要將橫貫諸水聯係起來，成為貫通南北的河流，目的就是要解決上麵這兩個問題，也就是要在政治上經濟上迅速溝通南北。
隋代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分為四段：永濟渠，北起涿郡(今北京)南到洛陽東板渚(今河南滎陽東北)；通濟渠，北洛陽東南山陽(今淮安)；邗溝，北至山陽南到江都；江南河，北起鎮江南到杭州。此外洛陽西麵，有從長安到潼關的廣通渠。這條大運河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係。元明清時期經過疏浚整修，截彎取直，大運河河道改變以洛陽為中心的格局，隨著中國政治經濟中心東移而成為中國東部的南北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全長約1794公裏。
道路
九曲黃河濁浪滾滾，從青藏高原奔向浩蕩東海。黃河兩岸的土地上，養育著中華民族的世代子孫。人類自從離開山林洞穴走向河穀平原以來，就用自己的勞動開拓出無數條四通八達而又崎嶇曲折的道路。在漫長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中國人的祖先已經在黃河上下、長江南北奔走了一百多萬年。從已經發現的六千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可以看到距今五六千年前不同文化交流與融合的軌跡，因而也可以依稀看出遠古人們經常行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