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寓治道，它可以通過道德感召的力量來正人心、定風俗、別親疏、序民人，故而以禮治國一直被傳統理論認為是王道仁政的體現，也受到曆代絕大多數統治者的重視，它和刑政一起，共同組成了傳統的兩手統治策略：一手高揭禮治的旗幟，以禮示之天下，使“國家可得而正也”(《禮記·禮運》)；一手揮舞刑政的大棒，以暴力的手段，來維護統治。但話又說回來，雖然禮樂主要體現統治者的等級統治觀念，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對廣大下層百姓具有一定的欺騙性，然而無可否認，它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首先，在全社會範圍內實行禮治，顯然提高了華夏民族的文明素養，造就出中國自古以來即被譽為“禮義之邦”的形象；其次，作為一種全社會所遵循的基本規範來說，禮雖然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統治的烙印，對每個社會成員不可能做到絕對公平，但不以規矩，不成方圓，人類社會不依靠這些不盡合理的規矩，是無法取得進步的。實際上，在階級社會中，是不可能做到每一項政策、規範都完全合理的，因此，對禮也不能過於苛求。
禮賢下士
春秋以來，奴隸製度全麵動搖，奴隸社會森嚴的等級製度也全麵崩潰，諸侯欺侮周天子，卿大夫侵陵諸侯，家臣控製卿大夫，整個奴隸社會清楚有序的等級階梯轟然倒坍，維係這一等級階梯的禮製也同時呈現出禮崩樂壞的局麵。社會的大動蕩、大變革，使社會成員們的身份地位發生了交叉混淆，一部分原先的貴族破落成了平民，一部分平民則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了上層社會。這樣一種人員的對流，就引起了文化的對流，原先為貴族壟斷的所謂“學在官府”的文化知識(其中當然也包括禮儀)，因之不斷向下層流布，而這種社會文化大對流的彙聚點則在於私學。
聖人孔子是私學的倡導者和興辦者。孔子奉行“有教無類”的原則，向社會各階層人士敞開學校的大門，隻要你能交出十條幹肉，就可入學，成為孔門弟子。孔子前後收徒達三千人，得意門徒則有七十二人。在這七十二人中，我們看到，其中有農、有商、有貴族，基本涵括了社會的各個層麵。私學中傳授的知識主要是六藝——禮、樂、射、禦、書、數，而其中禮、樂是最鶯要的內容。學校是當時社會上重要的習禮場所，著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就印證了這一點。孟子小的時候，家住在墓地邊上，孟子就常常學著挖坑造墓，孟母見了，說：“此地不適合我兒子住。”孟母把家搬到了集市邊，孟子又學著生意人的樣子吆喝叫賣，孟母又說：“此地也不適合我兒子住。”孟母把家搬到了學校邊上，孟子就學著學生們的樣子，在地上擺設土塊當祭器，並模仿揖讓進退的禮儀。孟母於是十分高興地說：“這才是我兒子住的地方！”從此定居下來。
孟子長大後果然就成了一名精通禮樂的儒學大師。
在孔子之後，墨子、孟子等教育大師，也無不收徒授課，弟子動輒數百人。正是由於私學的興盛，也正是由於私學收徒不受社會身份等級高低等的限製，就使得以前的“禮不下庶人”
的規定成為一紙具文，禮開始從廟堂之上向草澤底下流布。它不再是上層社會的專利，而成為全社會的共有財產，逐步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並進而促成了全社會遵禮、守禮、重禮、行禮的良好風尚的養成。
經過孔孟弟子及其他一些儒學大師的努力，到了戰國時期，寄托著儒家禮樂王政的政治理想的三部禮學專著：《周禮》、《劄記》、《儀禮》成書並麵世了。它們不僅記載了周代禮儀製度的一些內容，也成為此後曆代統治者製定禮儀製度的基本參照物，由此，它們並被尊為“禮經”。
按照“三禮”的說法，古代禮製的內容被歸納為五大方麵：一是用於祭祀的吉禮，二是用於喪葬的凶禮，三是用於軍事的軍禮，四是用於接待使臣、賓客的賓禮，五是用於朝會、燕饗、冊命、鄉飲酒禮、婚嫁等方麵的嘉禮，此即所謂“五禮”之說。此後曆代封建王朝，製定禮儀，編寫禮書，也都按照“五禮”的體例進行。它們組成了中國古代禮製的最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