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第一商
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炎帝、黃帝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崇奉的先祖，炎帝、黃帝被認為是最早提倡和發展商業交換的人。《易·係辭下》：“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農氏即是炎帝，《世本·帝係篇》直稱炎帝神農氏。“日中為市”是傳說中最早的商業活動的描述，它的主持者是炎帝。這說明，我們的遠古祖先同時是商業文化的奠基人，後世將商視為末業，真是件令人困惑的事。黃帝治天下，則又把商業活動向前大大地推進了一步。《易·係辭下》說黃帝時“刳木為舟，剡術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服牛乘成，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發明舟楫運輸，馴養牛馬役使，大幅度改變了運輸條件，使大規模的交換成為可能。又傳說黃帝時代為太平盛世，“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廓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市不預賈”是說不幹涉商賈的交易活動，這與後代對商貿橫加幹預的情形形成一鮮明對比。
炎、黃二祖真正被說成商業文化的創始人。
這種傳說出自儒家經典《周易》，可知儒家文化起初並不排斥商業活動。孔子、孟子都沒有說過多少貶斥商人的話，相反，儒門還出現了像子貢那樣的巨賈。這一點非常重要，後來儒與商的合流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回歸。
堯、舜、禹是儒家所崇奉的聖人，也是嫡傳的黃帝後人。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曾孫為帝嚳，帝嚳生放勳，是為帝堯。關於帝堯的治績，《淮南子·齊俗訓》這樣說：“堯之治天下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穀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無，以所工易其所拙。”明言堯把交換作為治理的重要手段，這也就是說通過商業活動強化社會分工，而分工又促進交換的發展。堯成為商業的組織者。
當堯作為帝王治世時，舜隻是一個平頭百姓，後來堯因人舉薦，並親自考察，發現舜不僅德行好，且有治國之才，便把王位禪讓給他。舜在受禪之前，曾於過許多行當。據史書記載，舜曾“耕於曆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這也就是說，舜作過農夫、漁夫、手工業者，還作過小販。《史記索隱》在解釋“就時於負夏”時說：“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星’是也。”《繹史》卷十引《屍子》：“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在賤的地方買，到貴的地方賣，這是一種精明的商業行為，這種身體力行的經曆是炎、黃所沒有過的，所以舜是我們所知道的親自從事買賣的第一人，可稱“華夏第一賈。”
中國第一官商
齊人重商是被世人所見的事實。齊祖薑太公是商人出身。據《古史考》
說，薑子牙於未遇文王前曾“宰牛於朝歌，市販於孟津”，似乎是一個開肉店兼飯店的老板。這樣的人做了軍師，後又封為齊侯，重商是自然而然的。
史稱“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齊國是以商興國的。
齊真正成為大國是在齊桓公時代。齊桓公得管仲之助，遂為霸王。管仲未得勢時，曾與鮑叔合夥做過一些生意。管仲當道後曾自述這段經曆道：
“吾始困時，嚐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這話的背後就是承認當年確實有些貪財的行為，也說明管仲實在是很精明的，很好算計，連朋友都不放過。管仲治齊，依然走通商之路，“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本人也因此大富。《史記》說：“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至於三歸、反坫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們至今茫然，管仲富極人臣卻是事實。管仲身為國相而以富為人表率，齊國人之爭逐財利可想而知。
齊國商業的繁榮歸結於向外開放，官府以優惠的稅收政策和良好的商業設施使天下商賈雲集。首先是稅收優惠，“通齊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各諸侯國於此行商有利可圖，因而紛至遝來，其次便是為外來商賈提供各種便利。《管子·輕重乙》說：“為諸候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這樣一來，齊地萬商雲集，不僅齊地的“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蓄之家”日益強大，外地之豪商巨賈也競奔走於齊。如：範蠡在幫助越王滅吳以後即棄官為賈，“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間，“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範蠡在齊國也曾一度以鴟夷子皮的身分參加政治，《索隱》引《韓子》雲：“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成子田常為齊權臣，初露取而代之的跡象。範蠡無心政事，遂操賈業。子貢是春秋時巨賈，“結駟連騎，束帛之市以聘享諸候，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但最後卻是“終於齊”，可見齊國是一片行商的樂土，商賈皆欲歸之。開放的商業策略是齊商業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齊國強盛的根本原因。
管仲時的齊國商業發展到了一個頂峰。
管仲也因此成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官商”。
中國古代十大商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