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監製的度量衡標準器，現在仍有傳世，這就是現存於上海博物館的商鞅銅方升。方升呈長方形，一端有短柄，器壁三麵及底部均刻有銘文。左壁刻的銘文是“十八年，齊口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意思是說：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齊國由卿大夫多人組成的代表團訪問秦國。這年十二月，大良造(商鞅當時的職務)鞅監製了標準量器，以1615立方寸為1升。今天看來，這一銘文起到了重要的證經補史作用。《史記》上說商鞅在秦國任大良造，“平鬥桶、權衡、丈尺”。這從銘文上得到證實。銘文上記載的齊國代表團來訪，顯然與度量衡改革有關，這表明戰國時諸侯國之間就度量衡問題存在著交流。另外，商鞅對量器的製造采用了“以度審容”的方法，通過規定出方升的具體容積來確保其符合規範。這種方法非常科學，它用長度單位審定體積，使得中國古代量器製作從此走上了與容積相聯係的科學道路。
方升與柄相對的一麵刻“重泉”二字，字體與左側銘文一致。“重泉”是地名，位於今陝西蒲城，這表明方升最初是置於重泉之地使用的。
方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發布的統一度量衡詔書，右壁刻一“臨”字。詔書與“臨”字字體一致，與左壁銘文字體相異，說明是後來加刻的。這一加刻，意味著該方升作為標準量器，在秦國使用了100多年，至秦始皇統一度量衡時，經校驗仍然合乎規範，於是轉發至“臨”地繼續使用。它表明商鞅所製訂的度量衡製度在秦國一直被奉行著。秦孝公死後，反對變法的秦國舊貴族誣告商鞅謀反，用車裂酷刑殺害了他，但商鞅新法並未因此中止，仍在秦國繼續推行。方升上加刻的銘文，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商鞅方升既是今人考察秦國度量衡製度的實物依據，也是商鞅統一度量衡曆史功績的有力物證。古代量器流傳至今者為數不多，而且大都是民間使用之器，像商鞅方升這樣刻銘詳盡、標稱值明確、製作精良且又與重大曆史改革相關聯的國家統一頒發的標準器，能夠曆經兩千多年而得以保存至今，實屬罕見，堪稱國之瑰寶。
如果說商鞅方升是先秦量器規範化的實物代表，那麼《考工記》記述的栗氏量則是先秦量器科學化的集中體現。栗氏量的實物已經無存，其形製及製作過程則記錄在《考工記·栗氏》條中：“栗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黼，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耐。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概而不稅。其銘日：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這段話，簡要地敘述了這種量器的製作工藝過程及其形製、規格、尺寸、容積等。文中所說的金，指銅。“金錫合煎”，是用銅和錫在一起熔煉，得到的是銅錫合金，即青銅。為什麼要用青銅鑄造？原因是多方麵的，青銅熔點低，硬度高，抗腐蝕性強，以之鑄成器皿，不易變形、蝕爛，有利於長久保存。《漢書·律曆誌》說：“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這裏的“銅”指的就是青銅，可見青銅是古人公認的製度量衡器的上等材料，栗氏量也是用青銅鑄造的。
根據《考工記》的描述，栗氏量是黼、豆、升三量合一的量器。黼、豆、升和區都是當時齊國所用的量器單位，據《左傳·昭公三年》記載：“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可見，這些量器的換算關係是(釜同黼)：
1鍾=10黼
1黼=4區
1區=4豆
1豆=4升栗氏量實現了一器多量(黼、豆、升)的合一，這在設計思想上是很先進的。
栗氏量的主體是黼，黼呈圓筒形，深1尺，容1黼，圓筒的口徑用一個邊長為1尺的內接正方形來規定。圈足(即引文中所謂之臀)深1寸，容積為1豆，開口向下。兩側耳的深度為3寸，容1升。圈足和耳都是圓筒形，其口徑沒有給出，但通過所給容積及深度可以計算出來。計算結果，對於圈足，應為“內方七寸九分而圓其外”，對於耳，則應為“內方二寸三分而圓其外”(圓周率按栗氏量酣量之規定計算)。
引文中“內方尺而圓其外”，是用圓內接正方形的邊長來規定圓的大小，並非表示該量器的構造為外圓內方。之所以要這樣做，大概是因為當時古人未曾找到準確測定圓的直徑的方法，隻有借助於其內接正方形來表示。那時他們要確定一個圓，首先要定出方的尺寸，然後再作外接圓。在計算上也是如此。《周髀算經》卷上說：“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這段話就是這一事實的反映。它與《考工記》對粟氏量的規定是一致的。
《考工記》通過規定粟氏量上黼的口徑和深度來確保其容積符合要求，從而實現了“用度數審其容”，這是其設計思想先進性的另一表現。這樣做的結果，在量器上實現了長度與容積的統一：不但同時給出了長度和容量的單位量值，而且隻要長度確定下來，容量也隨時可以得到。這有助於複現標準容量，推廣統一的量值，因而具有很高的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