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的思想大師中，墨子是代表平民和勞動者說話的。他是宋國人，本名墨翟（dí），生活在春秋戰國交際的時代。墨子當過木匠，技藝高超，曾與魯班齊名。因為社會地位低下，受到貴族的歧視，他索性自稱“賤人”，同時又刻苦讀書，認真鑽研各類學問，尤其是自然科學的各種知識。在他和他的弟子著的《墨子》一書中，記載了他們的研究成果，裏麵對數、圖形、光、力、物質等，都提出了認識的原理。這是一份難得的珍貴文獻，同時也使我們了解到，墨子是一位務實的學者，有豐富的生產經驗和科學的頭腦。從這一點上說，先秦其他的思想家是無法與墨子比高低的。
墨子在勞動實踐中創立了墨家思想學派，他的思想也明顯地帶有平民色彩，以勞動者代言人的身份講話。比如對社會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他雖然也講“仁”講“義”，可更強調功與利，希望“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號召“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在他看來，從事勞動靠本事吃飯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應該得到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各種權利。所以墨子激烈地反對當時嚴格的等級製度，認為等級製度是“天下之害”。這與孔子就大不一樣了。他把“兼愛”、“愛無等差”作為墨家最重要的口號喊了出來：“兼相愛，交相利”，“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這就是說，應該建立一個不分遠近、親疏、厚薄，人人平等，互愛互利的社會。不僅如此，墨子還為平民和勞動者參與管理國家大造輿論，反對貴族獨霸權力並世襲為官。他理直氣壯地說：“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所創舉之，無能則下之”，“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他甚至提出，包括天子在內的各級官員，都應由大家推舉賢能人的擔任。這些主張，在我們今天看來，都是令人振奮、完全正確的，墨子在幾千年前就代表下層人民說了出來，實在難得。
“非命”也是墨子的重要思想。他反對“不與其勞獲其實”的剝削行為，也不讚成統治者宣揚的人的貧富是“命中注定”，認為所謂“命”並不存在，隻是統治者用來蒙騙人的。人要富貴靠什麼呢？他認為富貴和貧窮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條件是人自身的努力。“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富，不強必貧”，而且“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這當然也是正確的，隻有自強自力，才能富貴而擺脫貧窮，一個國家一個人，都是這樣。
墨子對許多問題的看法，都很獨特，也很講求實際。比如他主張“非攻”，就是反對“攻伐無罪之國”，反對“奪民之用，廢民之利”的戰爭。同時他又能區分正義和非正義，支持討伐無道不義的戰爭。有一次，他聽說楚國正趕造兵器，要攻打宋國，就立即召集自己的弟子三百多人，讓禽滑厘率領著，奔赴宋國，參加防禦，準備與楚軍決一死戰。他自己則晝夜兼程，步行了十天十夜，來到楚國都城，與楚王和為楚國造兵器的公輸般，展開辯論，還和對方進行攻戰的演習，戰勝了對方。楚王被說得理屈詞窮，又得知宋國已有準備，隻好放棄了侵略宋國的打算。
墨子主張“節用”、“節葬”，反對鋪張浪費，認為當時十分流行的厚葬，長時間的辦喪事和煩瑣的儀式是有害的。還有一個很有意義的題目，墨子回答得也很有特色，這就是正確認識事物的標準是什麼。他提出了“三表法”，就是三個標準：一是曆史上的經驗，二是當前百姓的反映，三是實際的社會效果。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思想。墨子和他的弟子最可貴的一點在於，他們不是像當時有些學者那樣，隻是坐而論道，而是參加到實踐中去。他們形成了墨家學派，並堅持勞動和生產，有嚴格的紀律，過著儉樸的生活。為了反對非正義戰爭，墨子曾親自奔走製止，他的弟子還勇敢地投入戰鬥，許多人獻出了生命。言行一致，深入實際，是墨學的特點，也是它的優勢。
墨子的學說也有它的局限和消極麵。他反對“命”，卻又認為“天”是有意誌的，有最大的能力和智慧，主宰一切。他重視人的力量，可又相信鬼神，以為用祈禱天地鬼神的方法就能消除社會的不平。這說明，墨子和他的弟子們單純站在平民和小生產者立場上，很難跳出世俗的限製，缺乏更高遠的見識。而且，墨子的兼愛、非命、非攻等主張，在階級社會中，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帶有“空想”的色彩。正因為如此，墨學雖然一度影響廣泛，與儒學並稱為“顯學”，但它的發展和影響力受到了限製，到漢代以後就漸漸失傳了。然而，墨子學說的價值是不可否認的。作為曆史上平民和勞動者的思想代表，它反映了人民的心聲，正告曆代封建統治者，人民的利益和意願是不容忽視的。我們從後代那些有作為的君主那裏，就可以印證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