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者梁啟超曾說過：“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最為發達。”隻要了解一下先輩為我們留下了多少曆史資料，就不會不同意梁啟超的這句話。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我們很難統計出從古到今共有多少部、卷、集，但隻一部《二十四史》，就足以使人感到自豪了。
《二十四史》記錄了從遠古到清朝前期的曆史，總計三千三百二十九卷，四千萬字。現在有人把《清史稿》加進去，算作《二十五史》，那篇幅就更多了。《二十四史》的內容極其豐富，曆朝曆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自然人文環境狀況，人物的言行，都記錄在內。它是百科全書的經典之作，是中國也是世界文化成就的巔峰。“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這句話生動地道出了人們麵對這史學大廈，感到難以進足的心情。其實，如果下定決心，從頭讀起，還是能征服它的，不過要深刻地理解它、駕馭它，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了。《二十四史》中的《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即前四史，成就最高，尤以《史記》為先，被稱為史家的“絕唱”，無韻的“離騷”。
但是中國的史籍遠不止《二十四史》。在它之前，還有像《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禮記》等更具價值的先秦史學名著。和它同行的還有《資治通鑒》、《明史紀事本末》等經典。我國史書不但數量多，而且形式多樣，有按時間順序寫的編年體，像《春秋》、《資治通鑒》以及其他通鑒一類。有紀傳體，主要用“本紀”、“列傳”的形式分別記錄人與事，由司馬遷首創，《二十四史》都是這種寫法。有本末體，完整地記錄重大事件的過程，如《明史紀事本末》、《清史紀事本末》等。有實錄體，翔實記錄帝王的活動起居，如《太宗實錄》、《明實錄》等。還有記載典章製度的“會典會要”，記述各地方曆史的“方誌”，以及各種考證、劄記、史評、史論、綱目、筆記、年表、類書、文編、叢書等等。另外，各種個人專著、民間野史，也彌補了統治者或忽視或忌諱的社會實情，價值也不可低估。
史學著作浩如煙海，史學家也燦若群星。最亮的“史星”，像孔子，堪稱元老。他整理的幾部古籍，都與記史有關，《春秋》是第一部編年史，私人編史也是從他開始。為此，有人把“中國史學之父”的美稱送給了這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寫《史記》的司馬遷，開了撰寫“通史”的先河，一部《史記》，奠定了他在史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還有班固，他寫的《漢書》是第一部完整的斷代史，他率先繼承了司馬遷的紀史方法，為後代正史的編寫拉直了準繩。司馬光，宋代史學家，主持編寫的《資治通鑒》，是古代最大的一部編年史，記載了從春秋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實。
這麼多史學專家，留給我們這麼多史學專著，有些人就會想：它究竟有多大價值？有什麼用？唐太宗李世民對此作了回答：“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唐太宗本人就十分重視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居安而思危。其實，在唐太宗之前，古人早已認識到研究曆史的作用，成書於周代的《尚書》中就說：“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鑒，又寫成“監”，就是古人對鏡子的稱呼。“前車之鑒，後世之師”。熟知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是我們管好今天事情的最好方法。古人正是懂得這一點，才那麼重視記錄曆史。不但最高當權者親自過問，專門設置史官和有關機構；而且記史的人也格外認真。發生在春秋時期的一件事至今給我們深刻啟發。齊國大臣崔抒派人殺死了與自己有私仇的國君莊公。史官在文獻上如實記下了“崔抒殺莊公”。崔抒又恨又怕，下令處死了史官，讓他的弟弟繼任。不想新史官仍然照實記錄。崔抒又處死了新史官。史官的小弟再來接任，毫不猶豫地照寫不誤。崔抒不敢再施淫威，隻好任史官去寫了。這兄弟三人不愧為史學衛士。同時，這件事也使我們知道，古人記史是以“真”為最高原則的，真實記錄，不誇大，不隱瞞，把真相如實告訴後人，這是史官的道德標準。正因為有一條標準，我們才對古代幾乎每天發生的事情有所了解，才知道帝王不但有神聖威權的一麵，也有和凡人一樣的平凡的一麵。
曆史學作為一門科學，在今天已不止於記史和為後代提供“綱鑒”的作用。研究曆史，需要全麵完整地分析人和事，係統地有頭有尾地記述人和事，最忌諱主觀片麵和絕對化地看問題。比如對一個曆史人物，隻憑他辦的一件事和一次講話判斷他的是非功過是不行的，隻有從他的一生多角度的綜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結論。史學的這一基本特點，對我們掌握科學的思想方法去分析解決問題，是最珍貴的啟示。至於曆史學所提供的豐富生動的故事，曆來是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喜愛的，久傳不衰。我們希望有更多的青少年投入對曆史的研究中，挖掘先人們留下的精神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