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稱讚那些有知識有智謀的人物時總要說他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把地理與天文看得同等重要，這是十分英明的認識。如同我們在一個地方安居之後，最關心的是周圍的環境如何一樣，先人們自從成了這塊土地上的主人，就有了“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的觀念。
“地理”這個詞最早就出於古書上的這句話，是載於《易》書上的。“天時有生，地理有宜”，研究地理的目的，就是為了人如何利用地形地貌發展生產，求生存。所以古代當權者對所管轄的地方的地理情況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大禹在治水成功、成了天下領袖以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丈量全國土地，然後把已經控製的土地劃分成九個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還下令鑄造九個巨鼎，作為九州的象征，顯示自己的權力。劉邦率起義軍進入秦都鹹陽後，將士們都去爭搶財寶，名相蕭何卻直奔官府，先把秦朝的檔案接收過來，掌握起全國的郡縣地理資料，為後來劉邦奪取全國政權創造了條件。
還有極為可貴的一點：祖先們很早就把我們這廣袤的土地看成一個整體。戰國時期成書的《尚書·禹貢》中，很詳細地記錄了九州的自然和人文狀況，還明確指出，從東部的大海到西部的沙漠是地域之極。這雖然受到當時的知識的限製，可也清楚地表明，即使在分裂狀態的戰國時代，人們也是把九州方圓看成一個不可分的完整的國家。《禹貢》被後人奉為“古今地理之祖”，也成了古代地理學的代名詞。
正因為對研究地理的重視所致，我國古代的地理書籍和資料，非常豐富。最有名的專著，除了《禹貢》以外，還有《山海經》。這部帶有神話色彩的奇書，最大的價值實際上是記錄了中國山脈河川的狀況，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根據。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專門列入《河渠書》，把地理知識引入了曆史資料。到了班固寫《漢書》的時候，又進一步把《地理誌》明確列為正史。從此，這成了曆代官史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宋代之後，各地方政府也編起了“地方誌”。到清代，各個省、府、州、縣，差不多都有方誌，存下來的有近九千種。除此之外，個人編撰的風土誌、遊記、物誌等等，更不勝枚舉。
與此同時，繪製地圖也成了一項重要工作。先秦時期，地圖已被廣泛使用。有“地圖學之父”稱譽的晉代人裴秀曾創立了“製圖六體”，也就是製作地圖的六個標準：按比例，定方位，知遠近，分高下，逢方取邪，逢迂取直。這個製圖法則奠定了古代地圖學的基礎，影響已超越了國界。宋代楊甲繪製的《六經圖》，是世界上第一幅印刷地圖。
至於研究成果，也引人注目。古代地理學者為探求真知，不辭勞苦，上高山入荒野探險穀，足跡遍及各地，發現了許多奇異地理現象，並提出了很有價值的理論分析。北魏酈道元所著的《水經注》記錄了古代一千二百條河道，對與之相關的地形地貌、城鎮演變、人口遷移等都提出了見解。北宋的大科學家沈括算得上古代地理學的承前啟後的人物，他不但記錄描述了各地風光和地貌，還進行了深入研究，尋求規律，進行總結。比如他經過對化石和沉積物的研究，就得出了雁蕩山是水流衝擊而成，而太行山區最早是大海的論斷，對地形的侵蝕、沉積的學說，做出了開創性貢獻。他還主持了大規模的地形測量，創了天下之先，並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地形模型。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把一生獻給了科學考察事業，最早確認了長江的正源，提出了長江流域麵積超過黃河流域麵積的論斷，並最早提出了分水嶺、流域麵積等地理概念。他對我國西南各地的岩溶區進行了普查，是世界上最早考察石灰岩地貌的人。在《徐霞客遊記》中，他對窪地、岩水洞、石峰林、地下暗流等的特征，都做了生動的描述，並探討了成因，比歐洲早了一百多年。中國傳統地理學和天文、數學一樣，在古代一直居於世界先進水平。
我國古代地理學一直是獨立發展的，有不同於西方地理學的許多特點。如同天文學、數學一樣，傳統地理學也重視應用，特別是應用於政權管理，應用於社會的發展。古代當權者無不把國土麵積、人口分布、經濟狀況、資源水文、都城選址、行政區劃這些地理學問，看成政治性的大事。在研究地形方位的時候，也總是想到哪裏利於建都建城，哪裏可以建造宮殿壇廟，好便於統治全國。而且，像編地方誌一類資料的工作，也是政府部門主持的，目的在於總結前人的成果，為後世留下可借鑒的經驗。可以說，傳統地理學在很大程度上與政治密不可分。這給我們今天的地理學研究以很寶貴的啟示，也是應當繼承的。但是在另一方麵，這種狀況也對深入研究地表地裏的自然狀況有所束縛，限製了學者的視野，可以說是古代地理學的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