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嚴峻的社會生活中，人們的任何行為都要受製於客觀環境，而不可能使行為絕對地個體化，我說行就行、我說可以就可以是很有限的。輕率地答應必然導致說到而做不到，失信於人。所以，老子的輕諾必寡信之說，飽含了人生的經驗。
於是，他給人們提出兩個方麵的問題。
一是人不可輕“諾”。人們對自我能量的把握，應該視生存環境與自我為一個整體，不可為而為之，雖然顯得勇氣可嘉、有一點悲壯的色彩，但有悖事物自身的規律和可行性，並不可取。
二是人不可輕信“諾”。有些事情按照常理明知不可行而輕信，則是信“諾”者的悲哀。秦始皇、漢武帝先後要方術之士為他尋找仙人和成仙之道，一般人都明白是虛幻，永遠不會成為現實，他們卻相信得如醉如癡，終究是一場夢。其他不可行而被說成行的事情也普遍存在，在人誠信上的打假是應該引起注意的。
當然，輕諾必寡信不能成為人自我禁錮的枷鎖，以致於事事猜疑，事事難成。
以人言善我
在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處理不很容易，幸福會因人而發生，災禍也會因人而發生。其實承受幸福和承受災禍的人並沒有變化。
列子家裏很窮，常常上頓吃了沒有下頓，他和妻子都餓得麵黃肌瘦。這被他的一個朋友知道了，心裏很不好受。
一天，列子的這位朋友去拜會鄭國的國相子陽，對子陽說：“列禦寇是很有道術的人，在你們鄭國連生活都維持不下去，是不是你這個人不喜歡賢能的人，對列禦寇這種人的貧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呢？”
子陽回答道：“不是你說，我真的不知道。這樣吧，我馬上派人給他送些糧食去。”
第二天，子陽的使者帶著幾袋糧食到了列子家裏，進門之後就對列子說：“國相子陽先生聽說你的生活很艱難，特地派我給您老人家送些吃的來。這幾袋糧食，就請您老人家收下吧。”
列子聽了這話，向使都作了兩個揖，淡淡地說：“子陽先生的好意我知道了。糧食可不能收，你還是帶回去吧。”
使者說：“糧食我已經送來了，您還是收下吧。”
列子不再說什麼，讓人把幾袋糧食重新搬到使者的車上，硬是把使者打發走了。
當列子回到家裏，他的妻子正不高興地等著。他的妻子看著他、捶著胸說：“我聽說深明道術的人的妻子生活很安逸，但我連飯都吃不飽。現在鄭國的國相派人送糧食來，這不是很好的事嗎？可是你又堅持不接受，看來，我們隻好認命守窮了。”列子笑了，然後對她說：“這你就不懂了。鄭子陽並不是親自考察我的家境，而是聽別人說我很窮，這才送糧食給我。這就留下了一個隱患，如果有一天，他聽別人說我做了壞事而要處罰我，那不是很糟糕的事嗎？所以，我沒有飯吃也不能接受他送來的糧食。”
無獨有偶，韓非子也講了一個類似的故事：
戰國時，魯丹遊說中山國的國君，多次都無濟於事。魯丹想來想去，實在想不出能夠直接打動中山國君的辦法，就花了五十兩金子賄賂中山國君左右的人，請他們在國君麵前美言幾句。這一招真靈，等他再去見中山國君的時候，中山國君沒有說什麼就把他視為上賓，以豐盛的筵席招待他。
魯丹拜會了中山國君，出了王宮，沒有回到旅館裏，而是對他的車夫說：“快點，我們離開中山國。”
他的車夫感到很奇怪，就對魯丹說：“你這次去見中山國君，他不是待你很好嗎？為什麼要這麼快就走呢？”
魯丹說：“中山國君並不是聽從了我遊說之詞親近我的，麵是聽了別人的話。他聽了別人說我的好話把我視為上賓，也會聽別人說我的壞話對我嚴加處罰。我們還是趕快離開中山國的好。”
不料，魯丹還沒有出中山國的國境，中山國君的公子就對他父親說：“魯丹這次來中山遊說你，是為趙國離間中山，沒有懷什麼好意。”中山國君一聽，怒火中燒，不加考察，就派人去追捕魯丹，把魯丹抓回來關進了監獄。
人生有很多教訓，列子和魯丹都懂得“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的道理，魯丹從喜劇墜入悲劇，命運的突然變化，並不是這個道理本身出了問題，而是說魯丹好話與說魯丹壞話的人時間的間隔太短，來不及回避災禍就降臨了。
莊子和韓非子講的故事都是勸人善於處世，按莊子的思想，人生活在社會上，要力求避禍全身，為此，自己忍饑挨餓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