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民幣在一段時間內過快升值，這個升值幅度出現了無法預期。過去三年人民幣的升值是可以預期的，也就是5%～8%的幅度，企業可以這個與其進行調整。但是現在第一季度升了3.5%，六月份一個月升了2%，導致了無法預期的現象，企業接單非常困難。
第二，成本上漲無止無休，無法預期。以前企業可以預期，每年成本以20%遞增，現在無法預期，特別是新的《勞動合同法》實施以後。我到珠三角調研，珠三角的企業說這個法律出來以後，企業給每個工人多付出5000塊錢（可能工人拿到2000多，社保拿到2000多），企業的負擔大大加重了。
第三，國際市場出現了萎縮，國內的信貸從緊，加劇了企業的資金壓力。在順德，我問企業，你們對信貸從緊怎麼認識？他們感覺好像還能頂半年。但我們明顯看到，現在浙江很難頂。因為浙江在過去五年當中擴張速度非常快，特別是民間金融非常活躍，所以財務杠杆比例非常高，貨幣從緊就把大家勒得死死的。
前天我過來的時候，我在報紙上看到深圳市長說，他所見到深圳的情況跟1998年差不多，甚至還在惡化。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這次惡化是不是到此為止，因為還可能繼續惡化下去。昨天我跟幾家來重慶的外商訪談，他們有一個印象，就是沿海地區的投資環境失去了穩定性。成本的穩定性現在已經失去了，這個成本穩定性在25年中一直沒有變化過，或者說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成本變化的可預見性。我們投資就是要可預見性，你怎麼漲價沒關係，我可以預見，可以做出調整，最怕的是無法預見。所以沿海地區很多企業麵臨的是轉移、轉型，或者是重新在中國進行分工。因此，我想到我們重慶麵臨的挑戰和機遇是什麼？
三、在全球的變局和中國外向型經濟的演進中，重慶如何應對挑戰，如何認清形勢，最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當前麵臨的機遇
我覺得重慶的挑戰是共性的。從全國的政策看，雖然每次國際上出現問題，我們都會非常誠惶誠恐。但是無論1982年金融風暴，還是1992年的蘇東變局，還是1998年的金融風暴，中國每次都是機會，其實仔細看過去改革開放30周年，每次國際上出現了大的變局，中國都能夠順勢上一個台階。但這次我們能不能這麼做，還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有效的應對，我們今天不多談。
但是重慶的機遇是獨特的，我昨天特地花了一整天時間在看重慶的實際情況，比我原來所想象的好。這些東西我想我們其他的發言人都講到了，如勞動力供應充沛，其他還有多個層次的協調等方麵的問題。
我總的感覺，正好和外商對中國現在投資環境的評價是一個非常大的區別，重慶目前給外商投資者提供的環境是相對穩定的，這種穩定並不是說這裏成本固定不動，而是說重慶的成本上升是可預見的。比如說人力資源的問題，我們特別去了渝德，就是台灣的茂德公司的投資企業，它們在長三角這一帶做高科技的投資，人員流動非常快，流動快意味著成本是不可控的，他要高工資才會走。但是為什麼選重慶，公司說可以預計每年工資漲20%，但公司可以吸收這些上漲。所以，重慶的成本上升，包括土地、環境都是可以預見的。這點就讓重慶在整個沿海地區不可預見的成本上升當中，形成了一個相對比較安全的投資環境，我覺得這是外商的感受。
從我們以更開放的環境來搶抓機遇的角度看，我覺得我們未來要吸引外資，關鍵要在穩定上做文章。穩定我們的成本，或者讓我們的成本增長可預見，穩定投資者對這方麵的預期。另外，外資為什麼來重慶？我也問過外資，比如說我問惠普，是因為重慶做的工作好還是你們的企業全局布局選擇了重慶？他們說兩個方麵都考慮，惠普其實一直在研究重慶，最後給我的結論是，他們在中國整個地區、在全球重新布局後，發現了重慶的比較優勢，適合未來的發展。他們講2005年決定來到這裏後，現在發現這條路走得非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