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詔大理國的官製和軍製
為了維護地方政權的統治，南詔模仿唐製，有一套完整的官製和軍製。南詔的最高行政長官稱“清平官”，一般有六至七人，有“坦綽”、“布燮”、“久讚”等稱號。清平官輔佐南詔王處理政務，“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六曹是南詔的國務行政機構：士曹掌管官吏調遣；戶曹掌管戶籍；倉曹掌管財政；客曹掌管禮賓外交；兵曹掌管軍事；刑曹掌管刑罰。到南詔後期，六曹改為九爽，分掌原六曹的各項職責。在南詔的高級官員中，還有兩名“同倫判官”，負責向六曹或九爽傳達南詔王的指令，為親近南詔王的官職。南詔的高級武官有“節度使”、“都督”等，官號稱“軍將”、“親詔大軍將”、“大軍將”等，地位有高低之分，其中以大軍將名位最高。
南詔的武裝力量，大致有常備兵、鄉兵及少數民族部落兵三種。常備兵是南詔武裝力量的主力和核心，一般穩定在三萬人左右。常備兵中有一部分的精銳部隊，稱“羅苴子”或“四軍苴子”，是從鄉兵中擇優選拔出來的。《蠻書》說他們“戴朱兜鍪，負犀皮銅股排，跣足，曆險如飛”。
鄉兵是南詔武裝力量的基礎。南詔村邑成員平時從事農耕，戰時負擔兵役。各地每一百戶設總佐一人，每一千名壯丁設理人官一人。居民到萬戶，則設都督管轄。各地鄉兵按村邑分布區域，組成東南西北四軍，各以旗幟顏色為別。每方麵軍設一將，統帥五百或一千人，每四軍則設軍將統領。
少數民族部落兵，是從境內少數民族中征調的士兵。諸如南詔境內的望蠻、尋傳蠻、裸形蠻、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腳蠻、繡麵蠻、茫蠻、桃花蠻、撲子蠻等等皆被征調。他們都驍勇矯捷，強悍善戰。尤其是瀾滄江中遊以西的望蠻：“其人勇捷，善於馬上用槍鏟。騎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犛牛尾，馳突若飛。”(見《蠻書》卷四)在戰鬥中充任前驅。
南詔之後的長和、天興、義寧及大理國的官製和軍製，史書無明確記載。但從資料看，大體沿襲了南詔舊製，隻是某些方麵有所變動。如“清平官”一直沿襲至大理國。但“後理國”時期，一般稱為“相國”，人數也沒有六七人之多，官號亦稱“坦綽”、“布燮”、“久讚”等等。南詔後期六曹改為九爽，大理國亦循其舊。類似親近南詔王的“同倫判官”，至大理國時亦有。大理國時無“軍將”、“大軍將”、“親詔大軍將”等武官稱號，但有“三軍都統長”、“都監三軍”、“定遠將軍”、“大將軍”等稱號。大理國的高級武官，仍然是節度使和都督。其武裝力量的體製，具體情況不詳。在文職官員中，大理國尚有“粉團侍郎”、“賞米黃繡手披”、“理模陁道”等官職，但具體職責不詳，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
南詔大理國的國號和王號
六詔合一之前的蒙舍詔，因居於六詔之南，故稱“南詔”。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南詔統一洱海地區，標誌著南詔地方政權的建立，“南詔”便成為國號。南詔還被稱為“大蒙國”，這是因南詔原居蒙舍川（今巍山），稱“蒙舍詔”，王室家族以“蒙”為姓。在世隆當政時（860～877），南詔又稱“大禮國”。世隆曾一度以大厘城（今喜洲）為都城，因傾慕漢、唐文化，效行“禮治”，故改大厘為大禮。隆舜為王時（878～897），南詔又稱“大封人”、“大封民”、“大封民國”。古氐羌語“封”與“白”同音。故其名號實為“大白人”、“大白民”、“大白民國”。有的史書稱南詔為“鶴拓”，據考證“鶴拓”乃梵語“乾陀羅”的近音異寫，意為“妙香國”。南詔後期佛教盛行，故又稱“妙香國”、“鶴拓”。
繼南詔之後的長和、天興、義寧三個短暫的地方政權，又稱“大長和”、“大天興”、“大義寧”。“大理”作為一個地方政權的國號，應與南詔王世隆曾稱“大禮”有關。“大禮”者為傾慕漢、唐文化，效行“禮治”之意。大理國改“大禮”為“大理”，似有重新調整關係，治理國家，求長治久安之意。大理國中後期，權臣高氏專政，曾一度建立“大中國”（1095），僅一年又還政於段氏，此後大理國又稱“後理國”。一般認為“後”即前後之後，事實上大理國前、後期確有很大差別，即前期是段氏當政，後期是高氏專權。
南詔從皮邏閣被唐王朝封為“雲南王”算起，共傳15主、164年（738～902）。“詔”即王之意，六詔統一前，“詔”又有“酋長”、“部落首領”的含意。南詔王室往往自稱“驃信”、“驃信苴”。“驃信”意為“君”，即南詔王之意。“信苴”意為“俊”，王子之意。南詔王隆舜還自稱“摩訶羅嵯”。學者一般認為“摩訶羅嵯”即梵語“大王”或佛教密宗護法神“大黑天神”之意。另外，南詔王皮邏閣、閣羅鳳被唐朝封為“雲南王”。異牟尋、尋閣勸、勸龍晟、勸利晟、勸豐祜還被唐朝冊封為“南詔王”等等。
南詔之後，長和國主、大理國王也自稱“驃信”。大理國王還自稱“摩訶羅嵯”。直至元代，大理國王段氏的後裔曆代大理總管，仍然稱“信苴”。另外，宋王朝還先後給大理國王加了許多封號，如封段素順為“雲南人國都王”；段素英為“雲南大理國王、兼懷化大將軍、忠順王”，又被特授“栓校太保、歸德大將軍”；段正嚴為“金紫光祿大夫、栓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等等。大理國王段氏共傳22主、316年（938～1254）。
南詔大理國的漢文和白文
南詔大理國時代（738～1253），白族通行使用的應是漢字、汊文。著名的《南詔德化碑》、《護法明公德運碑摩崖》、《昆明地藏寺經幢·造幢記》等等，都是用漢字寫成，而且都是書法精美、文詞典雅的汊文。《南詔德化碑》稱讚閣羅鳳“不讀非聖之書”；《舊唐書·南詔蠻傳》說“異牟尋頗知書，有才智”，可見南詔的王室貴族一般都有較好的漢文化修養。閣羅鳳751年寫給唐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的書信，異牟尋793年寫給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書皋一式三份的書信，794年初南詔與唐朝“蒼山會盟”的誓文等等，也都是用漢文寫成。著名的《南詔圖傳》、《張勝溫畫卷》和劍川石寶山石窟的題詞，也全是用漢文寫成。這些都生動說明了南詔大理國通行使用的漢字、汊文。
南詔大理國的許多白族官員，還能寫出精美的漢文詩。如南詔清平官楊奇鯤的《途中》：“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清。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另一位清平官段義宗的《思鄉》：“虜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庭前花不掃，門外柳誰攀。坐久消銀燭，悉多減玉顏。懸心秋夜月，萬裏照關山。”這些詩都收入《全唐詩》，並被譽為“似此製作，實為高手”，充分體現了南詔官員精深的漢文學修養。
同時，南詔大理國民創造使用了白文。但當時的白文不是一種完整、係統、成熟的文字，而是用漢字注白音，作為學習使用漢字的輔助手段。如南詔王隆舜的《星回節遊避風台》詩：“……不覺歲雲暮，感極星回節。元昶同一心，子孫堪貽厥。”其中的“元昶同一心”，即白語“君臣同一心”之意，這就是用漢字記白語音的“白文”，南詔清平官趙叔達和隆舜詩曰：“法駕避星回，波羅昆勇猜。河闊水難合，地暖梅先開……”其中的“波羅昆勇”，即白語“老虎野豬”之意，這也是用漢官記白音的“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