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寶珍很會關心體貼同誌。看到耿大姐是小腳，帥大姐受刑時損壞了眼睛和腿，行動不便，她總是搶著去提水、刷碗、倒便桶。她乘放風的機會，與其他號子的姐妹接觸，打聽消息，為難友們排解疑難。所以，姐妹們都很喜歡這位小大姐。
在陰森恐怖的鐵窗裏，何寶珍和其他共產黨員一道，利用一切機會同敵人開展了一次又一次的鬥爭。帥孟奇回憶這段經曆時說：
“在獄中，我們常常為改善生活進行絕食鬥爭。每次鬥爭，小大姐都積極參加。記得，當時職工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牛蘭夫婦被捕，恰恰也關在我們這個監獄裏。社會上的人士不斷聲援，要求釋放他們，牛蘭夫婦也在獄中絕食。為了援救牛蘭夫婦，我們向監獄當局提出釋放牛蘭夫婦，允許向監內送書、送食品，改善夥食，每周吃一次肉等要求。
接著就開始了絕食。要取得絕食鬥爭的勝利，必須大夥心齊，否則不是餓死人，就是堅持不下去，使鬥爭失敗。陰險的監獄當局就采取分化的辦法，先下令把我們幾個判無期徒刑的拉出去打一頓，然後由獄長跑來訓話：‘你們這些人鬧什麼？！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關幾年就可以出去。你們別跟著那幾個無期的鬧。她們是沒指望的，你們還有希望。’但是妹姐們團結得很好，沒有一個動搖的。平時飯量好的人，兩三天後就開始嘔吐，到後來都吐出了綠水，但大家仍然堅持著。俗話說，‘七日不食則死’。七天過去，監獄當局害怕餓死人，不得不答應我們的要求，鬥爭勝利了。不久，牛蘭夫婦被釋放出獄了。走前，牛蘭夫人到牢房來看望了我們。”
“絕食鬥爭的勝利，使監獄內的情況改善了不少，外麵可以來探監，可以送書、送食品進牢；夥食也改善了些，每周吃一次葷。但是沒隔多久，監獄當局又下令禁止送食品進獄了，這激怒了我們。一天，最凶惡的‘二科長’來查號子時，寶珍質問他：‘為什麼不許送吃的？’‘二科長’說她帶頭鬧事，下令將她拉出去打。姐妹們火了，大家都鬧了起來。為了這次鬧監，我們每人都遭到一頓毒打，於是又開始了絕食。四天以後，獄方隻得再同意恢複向牢內送食品的製度。”
何寶珍是個革命樂觀主義者，但有時也呆呆地坐著發愣。姐妹們知道，這是她在思念自己的親人。有一回，一位妹妹問起何寶珍的孩子，她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最使她放心不下的還是毛毛。毛毛現在怎樣了？鄰居會好好照看他嗎？有人去領他嗎？這些問題，就像一根根針一樣，刺痛著慈母的心。但何寶珍畢竟是位堅強、剛毅的婦女。她很快抹去眼角上掛著的淚珠，把手一甩說：“咳，幹革命還顧得了這些！人民不解放，我們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但願小寶貝們能在艱苦的環境裏掙紮著生存下去。隻要他們活著，等革命成功後，找到他們，一定要送他們去學習。讓他們學科學，學技術，建設我們的新國家。”說到這裏，她又和姐妹們開懷地笑了起來。1934年深秋的一個清晨，雲暗天低。荷槍實彈的獄警惡狼般地嚎叫著，前來押解“王芬芳”。姐妹們深為小大姐擔心，不知又出了什麼事情。何寶珍聽到呼叫她的化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從容地離開號子。走到門口時，她回轉身來，用沉毅的目光默默地和姐妹們告別。原來，敵人已決定槍殺何寶珍，這是她和姐妹們的永別。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何寶珍昂首挺胸，高唱《國際歌》，走向刑場。一個年僅32歲的婦女，把青春獻給了人類最壯麗的事業，用鮮血染紅了雨花台。
何寶珍英勇犧牲的消息傳到獄中，姐妹們都哭了，無不感到格外的悲痛。
何寶珍是被叛徒出賣了。出賣她的人，是互濟會的一個女幹部，曾經被捕關押在模範監獄。當時，這個人害怕丈夫供出自己，發生了動搖，何寶珍為此曾做過她的思想工作，對她說：“你有孕在身，你丈夫不會供出你的，隻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婦女，到生孩子時是可以取保釋放的。”不久，她獲釋出獄，仍在互濟會工作。有一次，她來監獄探監，何寶珍還囑咐她幫助一位難友家屬解決困難。不料，這個女幹部後來重新被捕，經不住嚴刑逼供，供出了何寶珍的真實身份，致使何寶珍重新被提審。
敵人對何寶珍用盡種種慘無人道的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終堅貞不屈。審判官氣得發瘋，最後宣布：“是死是活，兩條路由你選擇。要活命，就老實招來。頑抗，則死路一條。”何寶珍響亮地回答說：“要口供，沒有；要命，有一條。請吧，革命者是殺不盡的！”何寶珍在敵人的法庭上，就像絕壁上的一棵蒼鬆，無論怎樣威逼利誘，嚴刑拷打，始終傲然屹立，寧折不彎，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鬆柏氣節和雲水襟懷。
帥孟奇在《一件永遠不會忘記的事》一文中，稱讚何寶珍“是一個模範黨員……具備了共產黨員優秀高貴的品質，對黨一貫忠實，為黨犧牲了個人的一切利益。……平日她熱愛她的孩子們，當被捕之後，卻忘記一切。她常說：共產黨員為人類解放事業而犧牲是光榮的。”“她以她生命的光輝，照耀了在獄中的同誌們，……更堅定了鬥爭的意誌。”
劉少奇和何寶珍在革命鬥爭中，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建立起了一種高尚純潔的愛情。劉少奇在追念何寶珍時，稱頌她“英勇堅決，為女黨員之傑出者”。1951年12月初，劉少奇到南京視察時，曾參謁雨花台烈士陵園，深切悼念何寶珍和其他烈士。
何寶珍生前，對未來滿懷希望。她希望推翻黑暗的舊世界，建立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希望自己的後代能學習技術，用自己的雙手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
何寶珍的遺願終於實現了。
在她犧牲後的第四年，周恩來派人在武漢找回了她的女兒、已淪為童養媳的愛琴。
愛琴在《女兒的懷念》一書中回憶這段生活經曆時說：
“為了革命工作，父母親把我寄養在漢口一個工運積極分子的家裏。到了這家，奶媽剛生了一個男孩，她用乳汁和眼淚撫育著我們兩個瘦弱的孩子。她心地善良，對我像待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開始，黨通過父親的親屬和舊誼，經常給奶媽一些經濟補貼，日子還過得去。幾年後，這個關係斷了。生活的重擔逼迫著奶媽，眼看餓得皮包骨頭，不得不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把我賣給武漢的一家人去當童養媳，討碗飯吃。臨走的前一天，奶媽像被剜了心頭肉一樣，哭了整整一夜。”
1938年4月，愛琴來到延安，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親生父親劉少奇。劉少奇深情地對女兒說：你受了苦，不要緊的，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裏來了。劉少奇給愛琴講述了何寶珍犧牲的經過，接著說：“你的母親犧牲了，她是為革命犧牲的，就是蔣介石國民黨把她殺害的。你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哥哥很快就要回來了，找你們都很費勁，弟弟到現在還沒有找到。當時為什麼把你們送出去？我們沒辦法長期在那兒住，革命嘛，今天住這裏，明天在那裏，帶著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們寄養給人家了。現在你回來了，不是挺好嗎？”這一年的夏天，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他1歲多時就離開了母親，稍一懂事，就開始放牛做活，經受了苦難生活的折磨。如今，兄妹倆一起生活在父親身邊。劉少奇教導他們：“一定要記住你們的母親，學習你們母親的精神。
要曉得她為什麼犧牲，國民黨為什麼殺害她。”
過了夏天，允斌和愛琴進了延安保育小學。第二年，他們被送往蘇聯莫斯科國際兒童院學習。行前，劉少奇囑咐他們：“你們到了那兒，最大的任務就是要好好學習，掌握更多的知識，學到更多的本領。另外要把身體搞好，把身體鍛煉健壯，回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他們深感任重而道遠，在異國勤奮學習，逐漸成長起來。
抗日戰爭勝利後，允斌結束了十年製學校的學習，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後轉入莫斯科大學化學係。1957年從蘇聯回國，曾參與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
愛琴於1949年8月回到北京，第二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係學習，畢業後先分配到國家計委，後到內蒙古自治區計委工作，參加邊疆建設。
允若直到1946年才從蘇北農村找回來。當年何寶珍被捕後不久，他被送到一個貧苦農民家做養子。十二、三歲時流落在上海、蘇北等地，賣報，當學徒，揀破爛，受盡了百般折磨。回到父親身邊後，他先中學畢業，後入蘇聯莫斯科航空學院飛機無線電儀表專業學習。1960年夏回國，在第七機械工業部工作。
三個孩子都學得了一門專長，並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們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何寶珍烈士可以含笑於九泉了。
劉少奇的一個英明決策
1936年初春，西北高原上寒風凜冽。一天黃昏，在陝西耀縣通往臨潼的大道上，一隊人馬在急急地趕路。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穩穩地騎在一匹駿馬上。他身穿棕色緞麵皮袍，頭戴禮帽，儼然像個富商，眼睛裏透出沉著、聰慧、機警的光亮。他身後跟著一頭顛著碎步的毛驢，上麵騎著一位“闊婦”。這就是劉少奇和他的夫人謝飛。幾位隨行人員扯開大步，警惕地觀察著周圍的動靜。他們是護送劉少奇去臨潼的遊擊隊員。
劉少奇是在1936年春，受黨中央的指派和毛澤東同誌的委托來到天津，領導北方黨的工作的。
當時，日本侵略軍已越過山海關，威脅平津。蔣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搞所謂“華北政權犧牲化”。在黨的領導下，平津學生已發動“一二九運動”，掀起了全國性群眾抗日救亡運動高潮，標誌著中國革命新時期的開始。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得到廣泛的響應。我們黨麵臨著領導一場偉大鬥爭的曆史任務。
可是，華北地區的黨組織，由於長期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危害，損失嚴重，幹部十分缺乏，無力進行領導。少奇同誌在給黨中央的報告中寫道：“我們在白區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而外，其他的東西是很少保存下來的，黨的組織是一般沒有保存下來，僅僅在河北還保存了一個省委組織、若幹城市與農村中的地方組織和數十個中下級幹部。”
而有些保存下來的組織，還沒有擺脫“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不顧主客觀條件，號召和組織黨員、群眾，采取嚴重白色恐怖情況下所不允許的鬥爭方式，上街遊行示威，舉行集會，冒險進攻。1936年3月31日，北平學生舉行了一次“抬棺遊行”，參加遊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和很少數思想激進的青年。這次冒險行動，遭到敵人的鎮壓。
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我們黨很不容易聚積起來的力量，不應地消耗掉了。
劉少奇看到這種情況，並鑒於曆史教訓，認為扭轉局麵的關鍵，在於恢複和建設華北地區黨的組織，把這個地區黨的工作引上正確路線。他明確指出：“遵義會議以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此時還沒有傳達到白區來，華北黨內還是被錯誤路線統治著。這種錯誤路線（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鬥爭到底，原則上否定策略路線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條件下退卻防禦的必要性等等），是當時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主要障礙。很明白，不堅決肅清黨內的這種錯誤路線，統一戰線新政策的執行，就是不可能的。”劉少奇同誌以極大的努力，在華北地區黨內徹底肅清“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影響。他以黨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華北地區黨的工作方針是：堅持黨中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總口號，準備自己，組織群眾，聯合一切願意抗日的黨派和階層，實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
這個正確的方針，當時受到一些同誌的反對，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誌和林楓、徐冰，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荷華、黃敬，則表示堅決支持。為了統一黨內的認識，劉少奇在北方局的《火線報》上發表了關於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文章。他寫道：“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不知道向那些願意和我們同盟者作暫時的讓步，吸引他們與我們聯合，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層的群眾。”還說：“黨的策略任務，就是要用極廣泛民族統一戰線，去團聚各階級、階層、派別及一切抗日反賣國賊的分子和力量，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成為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之路的中心問題和主要關鍵。”劉少奇同誌又用陶尚行、莫文華、胡服的筆名，在《自由評論》等報刊上發表《關於共產黨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闡述了我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大多數黨員、幹部和進步群眾，經過“左”傾錯誤路線不斷失敗的教訓，看到劉少奇的文章，對黨的正確主張，普遍表示擁護。這些文章的迅速傳播，使黨的號召在華北地區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