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考古和曆史資料都顯示，在基督誕生之前和之後的漫長時間裏，一直有一個廣大的具有高度文明和生產力的東南亞地區。無論在東南亞的陸地還是在附近的島嶼，早就出現了高度發達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國家有越南的越（Viet）和占婆（Champa）、高棉柬埔寨的吳哥、緬甸的勃固、逞羅的阿育他亞、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以及室利佛逝衰落後的滿者伯夷（麻暗巴歇）。它們彼此之間以及與印度和中國都有廣泛的經濟和文化聯係。從7世紀到13世紀，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及其首都巴鄰旁控製著大片的群島和陸地。13世紀前期，爪哇以富庶而聞名天下。蒙古人入侵東南亞，就是想掠奪這片最富庶的地區，但沒有成功。14世紀到15世紀，在室利佛逝衰落後，爪哇的滿者怕夷帝國幾乎控製了整個印度尼西亞中部地區，並且爭奪對南中國海的經濟和貿易的壟斷權。
《劍橋東南亞史》總結說：東南亞地區被人們傳說成一片擁有無限財富的土地；那裏的發展對於1600年以前的整個世界曆史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東半球各個大陸的作家、遊客、水手、商人和官員都盛傳東南亞的富庶，進入公元1000年以後，它更是名揚通途。直到19世紀“工業時代”，全世界的貿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東南亞香料輸出起伏的影響。相比之下，東南亞及其國際作用的曆史在現代沒有受到重視。
東南亞的地理位置也使之成為世界貿易的一個天然交彙點，更不用說是遷徙和文化交流的聚彙點了。這是因為它北臨中國和日本，西鄰南亞，東鄰太平洋。15世紀初，克拉地峽馬來半島的狹長部分成為孟加拉灣與南中國海之間的陸上運輸通道（而且至今被視為一條交通要道）。它後來被經由位於馬來半島南端與蘇門答臘島之間的馬六甲海峽和新加坡的海路所取代。與之相輔相成的是另一條繞蘇門答臘南部、穿越把蘇門答臘和爪哇分開的糞他海峽到南中國海的海路。在很長時間裏，東南亞的許多地點上直是貨物集散地，在那些地方轉運貨物並交換來自各地的貨物。
沿海貿易港口、沿河居民點以及內地農業區一直是交錯纏繞的；港口和內陸政權的盛衰也與這些關係的盛衰以及商路的變遷相關聯。
“但是，當我們仔細地考察影響東南亞近代早期曆史的關鍵因素時，我們就會發現，它們早在歐洲船隊到來之前就發揮作用了。”（Reid1993：10）“延長的16世紀”（1450－1640）時期的經濟擴張，雖然以在歐洲和美洲的擴張著稱，但很可能早在東南亞（自1400年起）為了滿足東亞（尤其中國）、南亞和西亞以及歐洲對香料和胡椒的需求時就開始了。數以萬計的工人卷入生產和貿易的高潮中。這種繁榮雖然在1500年後有大約30年的間斷，但基本上至少持續到1630年。1600年到1640年，當東南亞依然是其他地區的平等的貿易夥伴時，美洲白銀和印度紡織品的進口達到了頂峰（Reid1993：11，17）。1580年到1630年間，東南亞貿易的繁榮是與同一時期日本、中國、印度和歐洲的經濟繁榮和需求相得益彰的。若幹種香料幾乎完全是幾個海島的特產；東南亞的胡椒取代了印度胡椒，因為其生產成本比印度低1／3。不過，棉花是一種更普遍的經濟作物和出口產品。由於經濟作物在農村的擴大和城市化對農村造成的商業化影響，也導致了大量食品從海上進口（Reid1993：7－16；另參見Taring1992：463－468）。1662年以後，東京灣也進入世界市場，成為一個重要的陶瓷製品出口地。
到1600年，東南亞已經擁有2，300萬人口（Tarting1992：463），大約相當於整個中國人口的1／5到1／4。他們在自身內部以及與世界其他地方進行貿易活動。至少有五六個以貿易為主的城市——越南的升龍、逞羅的阿育他亞、蘇門答臘的亞齊特、爪哇的班丹和馬塔蘭、西裏伯斯（又名“蘇拉威西”）的望加錫——都有10萬左右的居民，還有大量季節性和常年的客商（Reid1990：83）。另外以商業為主的五六個城市也至少有5萬居民。馬六甲也有10萬居民，但是在被葡萄牙人占領後下降到25，000人到33，000人之間。因此，無論是與當時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相比，還是與自身後來幾個世紀相比，這個時期的東南亞的城市化程度都是比較高的。
群島和島嶼
印度尼西亞及其鄰近地區的勞動分工和貿易模式是由三個相互聯係的軸心組合起來的：海島和半島之間的短程貿易、與印度和中國、日本、琉球群島之間的地區貿易、與西亞、歐洲和美洲的世界貿易。這三個軸心都不僅依賴於遠方產品的交易，而且也依賴於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自身的生產能力和專業化程度。根據B．施裏克（Schrieke1955）的研究，達斯·古普塔對15世紀的情況作了一個概述：
這基本上是在印度尼西亞群島內的東西方商品交換的模式，通過這種交換，爪哇大米被運往各地。印度尼西亞貿易的核心事實是，兩種主要產品——胡椒和香料——出自群島的兩端。胡椒產自蘇門答臘、馬來亞、西爪哇和婆羅洲。香料——丁香、豆蕩和豆榮衣——則隻有在東部摩鹿加和班達群島才生產。爪哇生產大米、鹽、聰魚和各種食品，還生產棉花、棉線和紡織品。爪哇的大米和其他產品被爪哇商人和船主運到蘇門答臘，換取胡椒和其他外國商品。他們把胡椒運回爪哇，並運到巴厘，再用它收購巴厘的棉織品，因為香料群島對這種棉織品有很大的需求。最後，爪哇人帶著大米和其他爪哇產品、巴厘的棉織品以及印度紡織品、中國瓷器、絲綢和小錢幣航行到摩鹿加和班達。一度尼西亞貿易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海島間貿易與國際貿易交織在一起。（DasGupta1987：143）裏德對東南亞的國際貿易所作的概述是：
這個時期東南亞商業交換的模式是，進口印度的布匹。美洲和日本的白銀、中國的銅錢、絲綢、瓷器和其他工藝品，出口胡椒、香料、香木、鬆香、漆、龜殼、珍珠、鹿友以及從越南和柬埔寨進口來的砂糖。（Reid1993：23）
到17世紀晚期，爪哇也向日本、蘇拉特、波斯（在那裏排擠了孟加拉糖），遠至歐洲出口砂糖（Attman1981：41）。
再有，東南亞的一些港口——正如後來的琉球群島和今天的香港——成為中國、日本、歐亞大陸其他部分和美洲彼此之間的重要貿易中心，尤其是在中國和日本對直接貿易實行嚴格限製而又沒有完全杜絕的時期。甚至越南港口會安的小貿易中心也顯示了各個交錯的市場之間的聯係：
越南成為世界貴金屬流通的一個交彙點。日本的貨船裝載著大量的銀幣和銅幣來換取絲綢、蔗糖、沉香、鹿皮、瓷器。日本商人用預付現金的方式控製著當地的絲綢和蔗糖市場。中國商人在這四個月的“集市”期間蜂擁而至，用他們的絲綢、銅錢和生鋅來換取日本白銀和東南亞產品。越南人熱情接待（所有的人）從在他們的地盤裏進行的交易中提取財政收入。葡萄牙人與中國商人交往密切，帶來經果阿轉手的美洲和波斯白銀，經馬尼拉轉手的美洲白銀以及日本白銀。荷蘭人也帶著美洲白銀與中國人在會安接觸。
日本人也在通羅的阿育他亞（靠近現在的曼穀）的地區貿易中心建立了一個商業殖民地。到1632年，他們之中許多人遭到屠殺，其餘的人被驅逐。甚至在這之前幾年，一個葡萄牙遊客就已經多少帶點兒誇張地報道說，阿育他亞有40萬戶居民，其中有10萬戶是外國人（Lourido1996a：24）。這個城市是一個聯係廣泛的貿易中心，不僅與日本、澳門和廣州，而且與東南亞群島港口和馬來半島東海岸的北大年都有貿易往來。另外，阿育他亞還與半島西側的丹老和丹那沙林、由此向北的緬甸的勃固以及向東越過海灣的孟加拉、科羅曼德爾以及印度其他部分都保持著聯係。經常被人們提到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注意到：“上百隻船駛向中國、安南、Lequois、柬埔寨和占婆賣他、巴鄰旁等島嶼、交趾支那、緬甸和清邁。丹那沙林的逞羅一側還與波散、帕提爾、吉打、勃固和孟加拉進行貿易；而且古吉拉特人每年都到逞羅的港口來”盧裏多的結論是：“從經濟角度看，逞羅是中國貿易的一個‘半邊睡地區’，但是，逞羅灣所有國家都承認它們構成了一個經濟區，逞羅自身是這個經濟區的中心。”不過，最主要的貿易中心是馬六甲。正如皮雷斯指出的，控製了馬六甲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馬六甲是1403年建立的，正值明朝中國海上勢力擴張，鄭和開始其著名的七次航海活動（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帶27，000人，乘著由300艘船組成的艦隊駛往印度、阿拉伯半島乃至東非。但是，其中多次航行把馬六甲作為中轉站。由於中國政府轉而應付蒙古人可能卷土重來的威脅，這種航海活動到1433年暫時中止。但是，馬六甲繼續興旺昌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古吉拉特人。有100人在此留居，有數千人為了與坎貝做生意而每年出人此地。此外，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非洲人也把馬六甲當作與東南亞和東亞進行貿易活動的一個中心。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場，其中大部分香料都銷往中國。但是，馬六甲也是印度紡織品銷向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批發站——並且通過馬尼拉銷往美洲。它的食品則由爪哇和印度供應。
1511年，葡萄牙人奪取馬六甲這一事件具有深遠的影響。葡萄牙人最多時不超過600人，平時大約隻有200人。他們試圖壟斷馬六甲貿易並進而壟斷其他貿易。雖然這種企圖失敗了，但是葡萄牙人成功地把許多穆斯林從馬六甲趕到馬來亞的柔佛、婆羅洲的文萊、爪哇的班丹，尤其是蘇門答臘的亞齊特。這些貿易中心彼此之間以及與馬六甲展開了競爭。結果是開辟出另一條環繞蘇門答臘另一側的通往爪哇和中國海的商路。這對爪哇的班丹十分有利，使班丹直接麵向中國貿易；這尤其促進了蘇門答臘最西端的亞齊特的發展。亞齊特在16世紀充分利用這一點，把古吉拉特、科羅曼德爾和孟加拉的貿易吸引過來。馬六甲因此而衰微。1641年，荷蘭人借助馬六甲的競爭對手柔佛的幫助，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了馬六甲。
但是，荷蘭人馬上又力圖在盛產香料的摩席加以及爪哇取得更堅實的地位，因為他們在1619年已經把總部設在巴達維亞。與在他們之前的葡萄牙人一樣，荷蘭人也想壟斷香料的生產和貿易。他們進行這種徒勞的努力，極力維持香料的價格，為此一再地毀壞摩席加群島的香料樹，銷毀巴達維亞乃至阿姆斯特丹的香料庫存。由此可見，歐洲人在亞洲影響最深遠的大規模活動，無疑是在東南亞，更確切地說，是在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即便如此，東南亞當地的生產和貿易活動仍未間斷；歐洲人多次試圖控製甚至壟斷當地生產和貿易，但無一取得成功。
J．C。範勒爾（1955：126）估計，15世紀和16世紀的東南亞貿易是由大約480嫂重量在200噸到400噸之間的大型和中型貨船承擔的。當然，還有330艘到340艘中型貨船以及許多小船承擔著印度尼西亞各島之間的貿易，有115艘貨船承擔著中國和印度貿易。另外，他還對1622年的船舶噸數作了估計：印度尼西亞的船舶噸數為5萬噸，中國和通羅的船舶噸數為18，000噸，亞齊特的船舶噸數為3，000噸，科羅曼德爾的船舶噸數為1萬噸，而荷蘭的船舶噸數為14，000噸（在總計95，000噸中不到15％）（vanLeur1955：235）。他作的另外一項未指明年代的估計是，總計98，000噸，其中印度尼西亞的船舶噸數為5萬噸。對於剩下的48，000噸，他統計的比例如下：中國，18％；逞羅，8％；東印度群島，8％；印度西北，20％；科羅曼德爾，20％；亞齊特，0，6％；（緬甸的）勃固，10％；葡萄牙，6％；另外還有10％承擔著與日本的貿易（vaLeur1955：212）。
甚至到18世紀，大宗的香料依然出口到中國；而且香料貿易大多掌握在亞洲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南亞，這些“人手”——和頭腦——通常也包括婦女在內。他（她）們定期乘坐商船來參加國內和國外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和其他市場交易。不過，中國貿易的大部分不是掌握在東南亞人手中（更不是掌握在歐洲人手中），而是掌握在中國人手中。馬尼拉和巴達維亞一直被人們稱作“唐城”（Will1993：99，100）。許多中國的工匠、手工業者和商人也到東南亞各地定居，構成了今天著名的海外華人集團（Taring1992：482，493－497z）。。來自中國廣東、浙江、福建等省的貨船到日本、菲律賓、梭羅、蘇拉威西、西裏伯斯、磨鹿加、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新加坡、廖內、馬來亞半島東岸、通羅、交趾支那、柬埔寨和東京灣進行貿易活動。東向沿海路線把與台灣相對的福建同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聯係起來。西向沿海路線把廣東同東南亞大陸聯係起來。據估計，在當時（大概在1800年以後不久）的222艘貨船中，每次有20艘是開往日本、交趾支那和東京灣的，有10艘開往菲律賓、婆羅洲、蘇門答臘、新加坡和柬埔寨。此外，還有許多小船是從海南島出發的。
大陸
我們對東南亞與其他地區之間的貿易的概述側重於海島或群島地區，而對大陸地區、尤其陸上貿易則給予較少篇幅。其原因不是前者比後者更活躍或更重要，而是有關前者的資料更豐富。海上貿易與歐洲人的關係更密切，因此他們保存了當時的記錄；另外，近代以來的曆史研究、尤其是水下考古也集中在這些地區。但是，緬甸、通羅和越南彼此之間以及與東南亞群島之間也保持著遠距離的海上、河上和陸上貿易關係，而且與印度和中國保持著可能是更重要的貿易關係。但是，這些貿易留下的資料很少，至少這些資料沒有被19世紀和20世紀的曆史學家和其他學者充分發掘出來。由於我們本人不能接觸到並因語言障礙而讀不了這些資料，因此這裏僅限於根據孫來臣和盧裏多正在對文獻所作的概述和分析作一說明。
孫來臣（1994a）證明，緬甸與中國的貿易有三個特別活躍時期，第一次是在13世紀晚期元朝征服活動之後，第H次是在14世紀晚期和15世紀初期（這與我們關於自1400年前後起其他地區生產與貿易擴張的結論一致），第三次始於18世紀末。孫來臣強調，雖然緬甸對華貿易采取了某種“進貢”使團的形式（參見後麵關於中國的一節），但是當時的人們以及後來的學者都很清楚它們的商業動機。每當這種貿易因政治因素或氣候因素而暫時中斷時，緬甸的“人民就會缺少基本生活用品”。緬甸不僅從中國進口大量的生絲、食鹽、鐵器和銅器、兵器和火藥，而且進口布匹、綢緞、絲絨、針線、地毯、紙張、水果、茶葉以及銅錢。反之，緬甸則向中國出口搖減珍貴玉石、象牙、魚、燕窩、魚翅、粗黃糖、翡翠、兒茶、按椰子、煙草。另外，到18世紀，甚至還要早些，緬甸還向中國出口原棉。
孫來臣使用的資料記錄了大批的馱隊，在伊洛瓦底江上運行的30艘船以及承擔著其他緬中貿易的110—150艘貨船。繁榮的緬甸水上貿易是同樣重要的陸上商旅貿易的兩倍到三倍，可以想象，陸上貿易有一部分是走私進口違禁的中國金屬和武器。這種貿易也深入到緬甸眾多的集市，例如每天一小市、五天一大市的孟密。另外，緬甸的礦藏也吸引來數以千計的華人企業家、商人和工人。他們生產的金屬既供應當地市場，也出口到中國。這也使得緬甸能夠補償其他方麵的貿易逆差。由於使用銅幣、貝殼、銀塊和銀幣，緬甸的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都逐漸貨幣化了。
越南和中國之間也有繁榮的貿易、人員流動和其他關係。越南出口生絲、蔗糖、茶葉、布匹、鞋襪、紙張、染料、燈油、檳榔子、糖果、藥材以及銅錢，進口木材、竹子、硫黃、藥材、染料、食鹽、大米和鉛。越南的礦藏分布甚至比緬甸還廣泛，出產鋼、鉛。可能還有鋅和銀，其中有些也向中國出口。越南的礦工和相關工匠據報道有數千人，其中有許多是華人。他們是因失業和貧困而背井離鄉，也是被越南及東南亞其他地方的機會吸引而來（Sun1994a）。
逞羅的貿易值得特別關注。這不僅是因為它的活動大部分集中在中國市場，而且因為這種貿易是用中國貨船或雇傭中國人的追羅貨船來進行的，因而中國當局把這種貿易當做“國內”貿易（Cushman1993）。這種貿易采取了最常見的方式。逞羅出口各種商品，尤其是大米、棉花、蔗糖、錫、木材、胡椒、小豆宏以及貴重奢侈品，如象牙、犀牛角、蘇木、安息香、鹿皮和虎皮，還有鉛和銀。可能通羅製造的船舶也是一種主要的出口物。珍妮弗·庫什曼（1993廠8）解釋說：“逞羅的出口物不應該看作是次要的奢侈品，而應被視為中國的大眾消費和消費品製造業所需要的重要商品。”中國的出口物主要是瓷器、紡織品、扇子、紙張、書籍、銅器、蜜餞等供逞羅大眾消費的產品。
逞羅的港口，尤其是阿有他亞（位於曼穀北邊的河畔）也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地區間貨物集散轉運中心。但是，與東南亞其他地方一樣，中國輸往逞羅的另一種重要“出口物”是人，尤其是福建人：勞工、手工業者、企業家和商人（Viraphol1977vushman1993）。
作為東南亞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的集中表現，它向歐洲、西亞和印度出口當地出產的香料和錫。它還把從印度進口的貨物轉口輸出到中國。中國是它的主要顧客，對中國的出口量比對歐洲的出口量大約多8倍。此外，東南亞向印度、中國和日本出口本地出產的林業產品、棉花和黃金。東南亞接受印度來的白銀，其中一部分再通過馬六甲輸出到中國。因此，東南亞對印度（當然還有西亞和歐洲）的貿易是順差，對中國的貿易是逆差。
對東南亞“區域內”經濟的後果，裏德作了這樣的概述：
1400年到1630年的這整個時期，是經濟迅速貨幣化和商業化的時期，其中從1570年到1630年是經濟擴張最迅速的階段。按當時的標準，居民中很大一部分卷入世界經濟的生產和銷售活動；這些人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麵，如布匹、瓷器、用具和錢幣等，都依賴於遠方的進口。貿易在東南亞國民收入中占有相當大的份額（還是按當時的標準），因此使得城市化程度甚至高於20世紀前再次達到的程度。在這些城市裏有一些完全致力於商業貿易活動的群體，還建立起用船抵押、利潤分成以及放貸等製度。但是，在一些關鍵領域，中國、印度和日本在經濟上比東南亞更先進，盡管許多東南亞的城市居民已經了解到他們的技術（包括錢莊等）。（Reid1993：129）
但是，東南亞也有一種金融體製及其“複雜而可靠的金融市場”，在這種市場上能夠以大約2％的月息借到錢，這種情況與歐洲有些類似。（奇波拉（1976：211－212）指出，由於美洲的白銀供應大幅度減少，貨幣利息急劇下降，造成了歐洲的“真正革命”。）
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占據的馬尼拉，越南，台灣以及葡萄牙人在南中國海沿岸占據的澳門在生產方麵所做出的貢獻，與東南亞其他地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們提供了重要的轉口貿易功能，尤其是在中國和日本的貿易中。僅從中國駛往馬尼拉的商船每年就有30艘到50艘之間。墨西哥從馬尼拉越洋進口的貨物有60％產自中國，其中包括中國的水銀。這種水銀一直短缺，但對於美洲開采和提煉白銀是必不可少的（白銀的一部分又流向中國）。16世紀初，為了推進這種貿易，馬尼拉的定居華人上升到2．7萬人（有人說是3萬人）。但是，他們成為幾次大屠殺的犧牲者，1603年的那一次就有2．3萬人被殺害（有人說是2．5萬人），1640年又爆發了一次大屠殺（Yan1991，Quiason1991）。在我們第3章將對這些貿易中心在貨幣轉移中的作用進行考察。
日本地理
最近的研究成果顯示，早在13世紀日本經濟就出現了重要的發展勢頭。一些學者證明，在這個早期階段，日本已經深深陷入對外與亞洲其他部分進行貿易的活動。對中國和朝鮮的貿易成為日本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5世紀和16世紀，對外貿易發展十分迅猛，貿易活動擴大到遠東其他部分，甚至遠至馬六甲海峽。（Sande。n1995：153）朝鮮、日本和琉球群島（在日本以南500英裏，與中國沿海地區隔海相望）是中國的中心一邊睡納貢體係的第一圈。但是，日本人也是中國的一個虎視眈眈的競爭對手，千方百計地追求一切競爭優勢，特別是在中國遭遇“麻煩”的時期，例如在與蒙古人對抗時或發生內亂時。斯蒂芬·桑德森也指出：“看來，日本開始從事生機勃勃的遠東貿易時，大體上是在宋代晚期和明朝初期中國逐漸退出世界貿易和經濟衰退的時候。這些事件無疑是互相聯係的。由於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真空，日本就迅速地來填補它。日本在中國退出的地方逐漸積聚了力量。”
1560年以後，日本成為一個重要的白銀乃至銅的出產國，並向中國與東南亞出口白銀和銅。日本還向更遠的印度和西亞出口黃金、硫黃以及樟腦、鐵、刀劍、漆、家具、米酒、茶葉和優質大米。反之，日本接受中國的絲綢、印度的棉織品以及朝鮮、中國和東南亞的其他各種生產和消費用品，如鉛、錫、木材、染料。蔗糖、皮毛和水銀（用於熔煉本地的銀）。正如池田禪洲（SatoshiIkeda1996）指出的，日本對亞洲、尤其中國的立場與歐洲很相似：它們都從中國進口商品，出口白銀作為支付手段（不同之處是，日本自己出產白銀，而歐洲從美洲掠奪白銀）。日本的貨物大多是用中國貨船運送；隻有一部分最初是由葡萄牙船運送，後來由荷蘭船運送，這些葡萄牙人和荷蘭人是到日本來獲取白銀、銅以及其他出口物資的。流球的商人和貨船也是日本對中國和東南亞貿易的中介。日本還建立了本國麵向出口的陶瓷業，以與中國競爭。趁中國明、清交替，南方政治失控之機，日本在1645年以後縮減了80％的中國瓷器進口，自1658年起日本更是成為一個麵向亞洲、波斯灣和歐洲市場的重要出口國。
裏德（Reid1993）指出，在17世紀和18世紀，日本的經濟優勢足以與先進的歐洲國家相媲美。
就日本而言，在1570年到1630年這一時期，國家實現了統一；城市繁榮發展，成為興旺的國內貿易的中心；礦山出產質量優異的白銀，使得日本能夠與東南亞展開十分活躍的貿易。日本船隻依然不準與中國進行直接的貿易活動，因此日本白銀與中國絲綢及其他產品之間的交換隻能在東南亞的港口、尤其是馬尼拉和會安（位於越南中部，西方N稱作Fiafo）進行。An1604年fu1635年，每年大約有10艘日本貨船獲準與南方進行貿易，其中絕大多數開往越南（在這31年間有124艘船）、菲律賓（56艘）和逞羅（56艘）。1635年，這種活動嘎然中止（但是）在該世紀的餘下時間裏，日本的貿易額依然保持在一個高水平上，但隻能通過荷蘭人與中國人在長崎受到嚴格控製的貿易活動進行。（Taring1992：467一468）
總而言之，日本的出口額估計達到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0％。據記載，從1604年到1635年，有335艘商船獲準駛往東南亞，而且日本人控製了通羅的貿易（Klein1989：76）。基本上在這同一時期，日本進口的中國絲綢增長了四倍，達到40萬公斤；甚至中國度過了該世紀中期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後，在1650年代，每年都有200艘貨船抵達長崎（Howe1996：37，24）。
從1500年到1750年，日本的人口翻了一番，從1，600萬增長到2，600萬一3，200萬之間（見表4．1和表4．2）。但是，克裏斯托弗·豪（Howe1996）認為，人口的年增長率為0．8％，僅從1600年到1720年就增長了一倍多，達到3，100萬人。而蘇珊·漢利與山村（Yamamura1977）所作的人口研究則認為，1721年人口達到2，600萬。以後的資料顯示，日本人口基本上穩定在這一水平。
關於17世紀後半期和18世紀日本經濟的發展，一直有些爭議。早先有一種觀點認為，“鎖國”造成了“停滯”。新近的研究修正了這種觀點。雖然日本的人口保持穩定（同時，亞洲許多地區人口在繼續增長），但是日本的農業生產和其他部門的生產還在繼續增長。因此，按照漢利和山村（1977）和豪（1996）所作的新計算，在18世紀，人均收入是增長的。
豪（1996）仍然支持那種說法：日本的外貿在衰退，在1688年以後尤其明顯，在整個18世紀始終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但是池田的著作（1996）反映了日本學術界的新進展，證明鎖國政策根本沒有引起外貿的減少。中國絲綢的進口直到1600年依然在繼續進行，甚至有所增加，直到1770年也沒有結束。另外，通過朝鮮和琉球進口的絲綢數量有時甚至超過從長崎進口的數量；官方也始終未能控製住與中國南部的非法貿易。日本與東南亞，包括緬甸的貿易也在繼續蓬勃發展。現在看來，與早先的設想相反，日本的白銀出口甚至延續到18世紀中期。當然，外國商船，尤其中國商船繼續造訪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