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一體化”是較早時代有組織的生活的一件重要事實（雖然表麵上看起來相反），在市場計算機化的時代隻不過更明顯罷了。我們必須得出結論，重大的變化隻是涉及一體化形式的轉變，而不是通常所說的一體化本身的出現。世界曆史不應被說成是一種從地方封閉狀態向世界日益一體化和同質化發展的曆程。通常人們所說的被新興的普遍主義力量所“滲透”的“各種不同的文化”的概念是沒有根據的。無論在9世紀和10世紀，還是在12世紀和13世紀，或是在17世紀和18世紀，世界一直有著複雜的聯係。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連續發展中，不是僅有一個中心，甚至不是僅有少數中。心成為影響著一體化的源泉。相反，這個時期的特點是，有許多中心。
世界經濟的基本問題
與普遍的懷疑和拒絕態度相反，我們的主題是，自1500年以來就有一個全球世界經濟及其世界範圍的勞動分工和多邊貿易。這種世界經濟具有可以認定的自身的體係特征和動力，它在非洲一歐亞的根源可以上溯一千年。甚至在歐洲十字軍東征之前，這個世界政治經濟的結構及其動力就推動著歐洲尋求通向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的亞洲的途徑。正是亞洲的吸引力導致了在1492年哥倫布的航海活動之後西半球“新”世界的“發現”及其被納入舊世界的經濟和體係中，導致了在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的繞非洲航行之後歐洲與亞洲的關係更加緊密。以後的幾個世紀裏，人們繼續積極地尋找另外一條經由西北航線繞過或通過北美——以及向東通過北冰洋——抵達中國的途徑。
直到1800年前後，亞洲人至少繼續支配世界經濟達三個世紀之久。雖然歐洲與美洲建立起新的關係，並因此強化了它與亞洲的關係，但是歐洲繼續在世界經濟中處於相對的和絕對的邊緣地位。實際上，歐洲新近從美洲源源不斷地獲得金錢，隻是稍微擴大了它對世界市場的參與，還談不上加深這種參與。正如在這裏以及後麵兩章所證實的，至少到1750年，亞洲的生產性和商業性經濟活動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口增長，依然比歐洲擴張得更快。
在這裏將通過對各個地區的分析勾畫世界貿易關係和金融流動的環球模式。通過對這些全球經濟關係的結構和運作的考察，我們將證明，在近代早期，確鑿無疑地存在著一個世界市場。我們之所以重申這一觀點，是為了反擊眾多研究這一時期的學者對這一世界經濟的普遍忽視乃至否認。事實上，近來流行的一種說法是，世界經濟隻是到現在才開始“全球化”。另外，忽視乃至明確否認近代早期世界市場及其基本勞動分工，依然是布羅代爾所謂的“歐洲的世界經濟”和沃勒斯坦所謂的“現代世界體係”以及他們的眾多信徒所作的曆史研究和所提出的社會科學理論的錯誤基礎，更不用說第一章中提到的奧布賴恩那樣的反對者。
弗雷德裏克·莫羅（FredericMauro1961）提出了一個從1500—1800年以地區間生產和貿易競爭為基礎的世界貿易的：‘洲際模式”。但是，在它的早期，達德利·諾思（DudleyNorth）在1691年就已經注意到它了：“就貿易而言，全世界猶如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世界各國猶如這個國家或民族中的各個成員。”另外，這個世界市場以及經由這個世界市場的貨幣流動造成了地區與部門之間以及它們內部的分工和競爭，從而也建立和加強了全球的相互聯係：
記錄資料表明，在可供選擇的產品之間存在著競爭，例如東印度的紡織品與歐洲的紡織品；在氣候相同的各個地區的同類產品之間存在著競爭，例如爪哇與孟加拉灣出產的蔗糖，馬德拉島與聖多美島出產的蔗糖以及巴西與西印度群島出產的蔗糖；在氣候條件不同的地區的產品之間也存在著競爭，例如分別生長在熱帶、亞熱帶和溫帶的煙草，中國、波斯和印度的絲綢，日本、匈牙利、瑞典和西印度群島的銅，所有這些產品都在競爭。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商品交易價格是最好的晴雨表。
奇波拉所挑選出來的阿姆斯特丹可能是一段時期內的最好的市場價格晴雨表，但是我們不要把它混同於經濟和金融氣候本身及其起伏變化，那是世界範圍的東西。當然，全球範圍的地區內部和之間的競爭性、互補性和補償性分工遠遠超出了奇波拉所舉的幾個例子。例如，勒內·巴倫德斯考察了阿拉伯海地區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那裏和在其他地方的運營：
生產是向勞動成本最低的地方集中。用這一點、主要不是用低廉的運輸成本就可以解釋正是比較成本優勢把亞洲市場和美洲市場拉到一起——無論重商主義設置什麼限製。另一個例子是，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產品，如靛青、絲綢、蔗糖、珍珠、煙草，甚至稍後的咖啡——這些17世紀後期阿拉伯海貿易中最有利可圖的商品——被其他地區、主要是美洲殖民地的產品取而代之。由於這種全球性的產品替代進程，到1680年，阿拉伯海對歐洲的轉口貿易消失了或者說衰落了。這種情況曾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裏被咖啡貿易的興起所掩蓋。但是它造成了海灣地區、紅海和印度西海岸之間商業的長期蕭條。這種轉口貿易的衰落困阿拉伯海地區的內部貿易而有所緩和。但是中東地區不得不用出售地中海的大宗產品，如穀物或羊毛來換取來自印度的產品。不穩定的貿易平橋對奧斯曼帝國和波斯薩非帝國的通貨膨脹起了一種拉動作用。
在這裏將概述這些全球循環的世界市場關係及其分工基礎和貿易（不）平衡的結果，並用地圖來加以顯示。
在這裏的各“地區”說明中，我們會反複看到，農作物的選擇與組合變化，或者叢林“處女地”的開墾，以及加工業的選擇和這些農作物的商品化，是如何回應著當地的刺激和需求變動。在這裏和下麵中，我們會看到，這種情況是怎樣導致了孟加拉和中國南方的毀林開荒。結果，土地、稻米、蔗糖、絲綢、白銀和勞動相互交換，並換取木材及木製品，然後又從東南亞向外輸出。但是，我們也會看到，許多地方和部門的刺激是如何由地區性和地區間的市場力量傳遞的。而這些刺激又反過來通過競爭或補償活動向地球的另一麵擴散。實際上，有一些壓力在同時向東和向西以及新加的反向的環球傳遞過程中會相遇，例如在印度或中國的鄉村相遇。當然，正如論述歐洲情況時所強調的，從美洲輸入的蔗糖和從亞洲輸入的絲綢和棉織品對當地的食品和羊毛生產是一個補充，解放了森林和耕地；因此，“羊吃人”和人吃一切，也是世界市場的一個結果。
這個全球市場的輪子是用白銀的世界性流動來潤滑的。我們會看到，歐洲人在美洲發現了銀礦後才能夠加入到這個不斷擴大的世界市場中。較詳細地考察白銀的生產和流動是如何刺激和拓展全球的生產和貿易，不同貨幣以及其他支付手段之間以及與其他商品之間的套利轉換如何促進了一個包容一切商品的世界市場。當然，這整個貿易活動隻是由於有了共同接受的貨幣形式或黃金、白銀、銅、錫、貝幣、鑄幣、紙幣、彙票以及其他信用票據之間的套利轉換才能展開。這些貨幣在非洲一歐亞內部和周邊已經流通了千年之久（根據某些報告，也跨越太平洋，尤其是在中國和西半球之間流通）。但是，從16世紀起，美洲新世界被納人這個舊世界經濟以及美洲對世界貨幣總量和流動的貢獻確實給經濟活動與貿易一個新的推動。
（一）13世紀和14世紀時的前身
近年有兩部著作開始對近代早期的世界曆史作出一種非歐洲中心論的讀解。它們是珍妮特·阿布一盧格霍德的《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體係》和喬杜裏的《歐洲之前的亞洲》。後一部著作的考察截止到1750年。阿布一盧格霍德為我們這部著作的分析提供了一個特別合適的出發點。她認為，八個相互聯係的以城市為中心的地區結合成一個統一的13世紀非洲一歐亞世界體係和分工。八個相互聯係的地區被分成三個相互聯係的內部緊密的亞體係：（1）歐洲亞體係，包括香按地區集市、弗蘭德爾的工業以及熱那亞和威尼斯商業區；（2）中東心髒地帶及其聯結東西方的商路，這些商路經由巴格達和波斯灣、開羅和紅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製的亞洲；（3）包括印度、東南亞和中國在內的印度洋一東亞亞體係。重大的機遇和災難以及14世紀中期的危機和黑死病對於它們幾乎是共同的。
阿布一盧格霍德正確地指出，歐洲是“一個暴發戶，處於亞洲興旺發達的事業的邊緣”，因此“不能足夠早地開創這段曆史反而導致了對西方的興起的因果做出一種指頭去尾和歪曲的解釋”。實際上，她認為歐洲本身12世紀和13世紀的發展至少部分地依賴於由十字軍造成的歐洲與東地中海的貿易。如果不是為了追求“東方”的財富，十字軍東征甚至不可能發生，至少不會有什麼結果。實際上，威尼斯和熱那亞的貿易、工業和財富主要基於這兩個城市在歐洲和東方之間所扮演的中間人角色。甚至在整個中世紀黑暗時期，意大利城市都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了這種角色。在公元1000年以後的經濟複興時期，這兩個城市竭盡全力接觸亞洲的貿易和財富。實際上，熱那亞在1291年就曾嚐試繞非洲航行，前往亞洲。
由於嚐試失敗，歐洲隻得麵對從東地中海出發的三條通向亞洲的主要商路：北路通過黑海，被熱那亞人支配著；中路通過波斯灣，被巴格達支配著；取代中路的南路通過紅海，促成開羅的繁榮和威尼斯經濟夥伴的發達。成吉思汗及其後繼者時期的蒙古人擴張在1258年攻占巴格達後加速了中路的衰落，從而促成了南路的發展。蒙古人接著控製了從黑海延伸出來的北路，從而促成了經由撒馬爾罕等城市的中亞商路。中亞南路及沿途城市在蒙古人保護下繁榮起來。但是，從13世紀中期到14世紀結束，所有這些商路都飽受長期的世界經濟蕭條之苦，而黑死病與其說是這種蕭條的原因，不如說是其後果（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然而，這一次貿易、生產和收入的盛衰的經濟決定因素則遠在更東的南亞、東南亞和東亞。我們在後麵將會看到，1400年前後，一個長周期的經濟複興在那些地方再次開始了。
但是，按照阿布一盧格霍德的讀解，在此之前，這個世界體係已經在1250－1350年間達到了頂峰，在此之後，它逐步衰落乃至（實際）滅絕，然後於16世紀在南歐和西歐再生出來。用她的話說，“最重要的事實是，‘東方的衰落’先於‘西方的興起’。”（Abll、Lllgh。d1989：388）我們應該讚同這後一句話，但不能讚同她的時間表，也不能讚同她的說法；13世紀和16世紀不是在同一個世界經濟和體係裏。阿布一盧格霍德認為，一個“體係”被另一個“體係”取而代之，而不是在別的地方又“重建”同一體係。對此，我們曾提出批評，她也作了回答。阿布一盧格霍德的描述截止到1400年前後，我們可以從她結束的地方開始對全球世界經濟和體係的考察。
世界經濟原來主要是以亞洲為基礎的，威尼斯和熱那亞的經濟事業和成就也是以亞洲為基礎的。這兩個城市從它們在亞洲財富和歐洲對財富的需求之間的中介地位中獲取財富。它們與西亞的亞洲貿易終點之間的貿易是從黑海開始，經過地中海東部到埃及。這種貿易也是歐洲擴張的先聲。歐洲人後來還是為了尋找通往亞洲之路麵向大西洋擴張，最終向下繞過非洲到達印度，跨越大西洋到達美洲。人們對於哥倫布1492年的航海活動和達·伽馬1498年的航海活動的原因一直爭論不休。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說到底，哥倫布“發現”美洲是因為他要尋找東亞的市場和黃金。當時，貴金屬貨幣短缺日益嚴重，引起非洲一歐亞世界市場黃金價格的上漲，從而使得這種冒險極有誘惑力，而且還可能有利可圖（最後證明確是如此）。正如自稱貨幣主義者的約翰·戴所說：
這個（貨幣短缺）問題從長遠看引發了它自己的解決辦法。金銀塊價格上漲及其儲備的相應緊縮，是造成貴金屬在歐洲各地走俏的基本原因，最終導致了人們尋求並成功地掌握了新的提煉加工技術。另外，15世紀的這種強烈的“黃金熱”正是“地理大發現”背後的動力，最終使對貨幣如饑似渴的歐洲經濟在現代之初一頭紮入美洲寶庫。
另外，伊比利亞人接近這個寶庫的主要障礙，並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穆斯林大張旗鼓的擴張、奧斯曼人的挺進及其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威尼斯和熱那亞在東地中海地區商路的競爭，熱那亞人在伊比利亞的利益以及他們為了戰勝威尼斯人對埃及商路的牢固控製而使出的種種手段。正如林達·謝弗（LyndaShaffer1989）指出的，這正是人們經常引用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TomePires）的那句話的意義：“誰成為馬六甲的主人，誰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可以回想一下，哥倫布是熱那亞人，他最初是為葡萄牙服務來開辟通往東方的新航路，後來才接受西班牙的庇護。
再者，無論哥倫布、達·伽馬以及後來的麥哲倫等人航海活動的直接刺激是什麼，他們都有一種歐洲人長期廣泛接受的衝動。正如帕尼卡爾（K．M．Panikkar1959：21－22）所說的：“我們隻有認識到達·枷馬抵達加爾各答一事乃是200年的古老夢想和75年的不懈努力的最終實現，才能充分理解這一事件的意義。這種夢想是除了威尼斯人以外的所有地中海商業民族的共同夢想；這種努力主要是葡萄牙人付出的。”但是，博克瑟引述了1534年葡萄牙的一份官方文件上的說法：“許多人說，是印度發現了葡萄牙。”我們在以後幾章中還會對歐洲人探尋亞洲的事業進行反思。這裏我們接下來考察這項事業的某些後果。
（二）“哥倫布交流”及其後果
1492年和1498年航海活動及其引起的移民和貿易關係的三個主要後果很值得人們注意，這裏隻能作簡略的描述。前兩個後果是克羅斯比（AlfredCrosby1972，1986）所說的病菌和基因的“哥倫市交流”（Columbianexchange）以及“生態帝國主義”。歐洲人隨身帶來的病菌乃是他們最強大的征服武器。他們在新世界橫掃一切，因為當地居民對歐洲人帶來的病菌毫無免疫力。許多人包括克羅斯比以及威廉·麥克尼爾在其著作《瘟疫和助（1977）中都描述了這種毀滅性的掃蕩。在加勒比海地區，幾乎所有的土著部落居民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裏被掃蕩殆盡。在大陸上，病菌的傳播比科特斯（COnez）和皮薩羅（Pizarro）率領的遠征軍進展得更快更遠，也更具有毀滅性。科特斯和皮薩羅發現，他們帶到沿海的天花趕在他們前麵傳到內地。他們帶來的新植物種子和動物則以較慢的速度傳播著它們的危害。
在美洲新世界，這些征服活動是毀滅性的。到1650年，中美洲阿茲特克和瑪雅文明的人口從原來的大約2500萬萎縮到150萬。安第斯山脈的印加文明也遭遇類似的命運，人口從原來的大約900萬減少到60萬。北美的情況也一樣。甚至在大批的移民到來之前，第一批歐洲來客帶來的病菌大約在1616－1617年就已經在大片土地上掃蕩了許多土著居民。關於歐洲對美國的根本影響，有一種估計是，土著居民從500萬減少到6萬，後來才重新開始增多。根據有些人的估計，整個新世界的人口從1億減少到500萬。
甚至在遊牧民族的亞洲腹地，俄國人向西伯利亞的進展，與其說是靠著軍人和移民的武裝，不如說借助於他們帶來的病菌。正如克羅斯比指出的：“來自人口稠密地區的人們向較空曠的移民區移動時，享有細菌戰的優勢曾經是（現在也是）他們的一個特點。”不過，與新的跨大西洋接觸所引起的美洲人口衰落相比，病菌在非洲一歐亞地區的傳播沒有造成那麼大規模的人口衰落。當然，這是由於非洲一歐亞地區的居民早已從多少世代的入侵、遷徙、長期貿易等相互接觸中繼承了較強的免疫力。同理，黑死病對歐洲的相對巨大影響也反映了歐洲在歐亞大陸中的封閉和邊緣地位。
“哥倫布基因交流”不僅涉及到人類，而且涉及到動物和植物。舊世界的歐洲人不僅把自己而且把許多新的動植物引進新世界。其中最重要的（但不是說其他不重要）動物是馬（美洲原來也有馬，但後來滅絕了）、牛、綿羊、雞和蜜蜂。歐洲人帶來的植物中，較重要的有小麥、大麥、水稻、蘿卜、白菜和葛黃。他們還帶來了香蕉、咖啡。如果從實用角度而不是從起源角度看，蔗糖也是他們帶來的，而且後來在許多方麵對他們的經濟有決定性影響。
通過“哥倫布交流”，新世界也對舊世界有許多貢獻，例如動物方麵的火雞以及許多植物。有一些植物在歐洲、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區大大地增加了農業收獲量，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習慣和生存條件。紅薯、南瓜、蠶豆，尤其是馬鈴薯和玉米，在歐洲和中國極大地增加了農業收獲量和生存可能性，因為它們比其他作物更能經受惡劣的氣候。新作物對人口眾多的中國的絕對影響以及相對影響可能最大，因為來自新世界的作物使耕地增加了一倍，使人口增加了兩倍。中國在16世紀覦年代已有關於紅薯種植的記載，玉米在廣世紀成為主要農作物之一。馬鈴薯、煙草以及其他來自新世界的作物也很重要。實際上正如我們在後麵會論述到的，在中國和整個亞洲由此造成的人口增長遠比歐洲大得多。今天中國人吃的食物中有37％是源出於美洲的。今天，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玉米生產國，全世界種植的塊根作物中有94％是源自新世界。在非洲，特別是木薯和玉米以及向日葵、某些堅果和無處不成活的西紅柿、辣椒擴大了人們的生存可能。後來非洲也成為可可、香草、花生和菠蘿的一個主要出口地，而這些原本都來自美洲。
當然，哥倫布交流的第三個主要後果是新世界的金銀對世界存量和貨幣流動的貢獻。這也給自16世紀起舊世界經濟中的經濟活動和貿易一個新的推動。第3章將詳細地考察這些流動，但在這裏將回顧一下這些後果對貿易流向和貿易平衡的某些影響。
（三）世界經濟中某些被忽視的特點
我們特別有必要對地區間世界貿易網的某些特點作一點初步的評述（盡管在這一總結中它們不可能得到應有的筆墨）。這些特點涉及地區、商業移民群體、文獻記載和生態等方麵。
把‘美洲”、“歐洲”、“中國”說成“地區”，一方麵是為了說明上的便利而武斷地確定的，另一方麵則是像劉易斯和威報（LewiandWigen1997）在（大陸的神話》一書中所強調的，也是現實的一種反映。世界上過去和現在一直有許多地區，這些地區“邊界”內的勞動分工以及貿易關係的密度大於與“邊界”外的分工和交易。“內部”貿易關係的密度大於“對外”貿易關係，可以歸因於地理因素（高山、沙漠或海洋的分割和阻礙），政治因素（帝國的控製能力和代價以及帝國之間的競爭），文化因素（種族、宗教以及語言的聯係）以及其他因素或其他的因素組合。群體的結合取決於因時因地的目標和變化，有時這種變化是很突然的。地區“單位”或“群體”可能是一個人，一個小家庭或大家庭，一個村莊或城鎮，一個地方性“地區”，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性”地區（環地中海地區）或一個“世界”地區（美洲、西亞、東南亞、南太平洋地區）。我們舉這些例子是為了說明，這些“地區單位”的確定是多麼不穩定和不嚴格（實際上也很難做到十分嚴格），對它們的確定是多麼武斷。這也是為了強調，地區內的聯係無論多麼緊密，並不構成地區間的聯係的障礙。實際上，所謂的地區內和地區間本身不過是我們如何著手確定地區的一個變量。如果世界是一個“地區”，那麼一切都是內部關係。同理，如果斷言現在或曾經有一個世界經濟或體係，那麼也就等於說它是由地區構成的。一切都取決於在哪兒、在什麼時候存在著什麼樣的地區。
因此，在1400－1800年這一時期，美洲、歐洲、東南亞或中國是不是“地區”，完全取決於我們的定義。就西半球大部分‘亞地區”而言，美洲內部的貿易關係肯定不如這些“亞地區”各自與歐洲某一部分之間的關係更密切，更不用說文化上的聯係和接觸或政治關係了。歐洲某些部分之間的關係也不如它們各自與美洲和亞洲民族或區域的關係更密切。但是，在印度次大陸或“中國”內部的大部分地區（亞地區？），印度內部或中國內部的地區間貿易（除了莫臥爾帝國和滿清帝國邊界變動的情況外）可能比它們與世界其他部分的貿易更頻繁。（後麵有對印度內部和地區間貿易的一些研究，並附有地圖。）但是，東南亞某些部分，尤其是馬尼拉和馬六甲以及西亞的亞丁和霍爾木茲則是貨物集散地。它們在16世紀和17世紀與世界其他部分的貿易關係強於它們與各自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地區”內的窮鄉僻壤的關係。
世界經濟中的地區間貿易的另一個相關的顯著特點是，有一批背井離鄉的商人和商業移民群體。他們早在青銅時代就對貿易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近代早期當然還起著重要作用。正如“海外’華人、背井離鄉的日本人和美國人“殖民地”及其‘地方性”報紙所顯示的，今天他們依然如此。海外華人現在正向祖國投資；《國際先驅論壇報》這份美國報刊最初是在巴黎發行，現在已經在世界十幾個城市開機印刷。
在我們考察的這一時期，馬六甲幾乎完全被背井離鄉的商人所充斥，據皮雷斯統計，他們使用著84種不同的語言。在馬六甲，來自坎貝和蘇拉特的印度商人可能人數最多，但是他們也是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其他十幾個港口城市的定居者，更是那些地方的季節性來客。17世紀，馬尼拉有多達3萬的定居華人，經營著跨太平洋的中國絲綢和瓷器貿易。來自中亞西部一個內陸國家的亞美尼亞人在薩非王朝的波斯城市伊斯法罕建立了一個內陸的商業移民基地，憑借著這個基地進行全亞洲貿易，並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指導亞美尼亞人經商的手冊。北美新英格蘭人不僅在世界各海域尋找白鯨和其他鯨魚，而且致力於非洲和加勒比海之間的奴隸貿易，還不時地在馬達加斯加沿海進行海盜活動。數以萬計、甚至上百萬的華人移居海外——穆斯林的海外商人更是使東南亞“印度化”了。中亞自古以來就是商旅和遷徙的必經之地，此時依然如此。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存有關亞洲貿易的文獻資料大多出自歐洲私人公司。他們當然隻記錄了商業活動或他們感興趣的事情，尤其是關於這些客居異鄉的商人情況。因此，許多有關亞洲生產和貿易的資料被這些歐洲人的記載遺漏了。內陸經濟和跨洲南隊貿易的情況尤其如此，因為歐洲人幾乎看不到。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它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它們與迄1800年為止這一時期的海上貿易是互為補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