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發展”還有其他長遠的影響。近年來的學術界把這種影響稱作生態帝國主義或綠色帝國主義。一個重大後果是，森林普遍遭到破壞。人們毀林開荒或砍伐林木來造船和修建房屋，甚至更浪費地把木材燒成冶煉業使用的木炭或者當做其他方麵的燃料（Chew1997，andforthcoming）。另一方麵，馬鈴薯和玉米的栽培緩解了土地的壓力，騰出的土地可以種植其他更適宜的作物。另外，新世界的蔗糖給歐洲提供了歐洲自身不能提供的食物熱量。眾所周知，後來新世界輸出的小麥和肉類供養了數以百萬計的歐洲人，使他們能夠把原本稀缺的土地用於其他方麵，正如輸入棉花後，就無需大片圈地來養羊了。在後麵的地區考察和第6章中，我們會更詳細地論及生態帝國主義問題。
世界勞動分工和貿易
當然，自16世紀起，尤其是由於歐洲人兼並了美洲以及由此導致歐洲對非洲一歐亞事務和世界貿易的參與程度越來越高，地區間關係發生了某種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延續了幾個世紀。另外，還發生從其他方麵看是十分重要的周期性變化，我們在以前（1978a，1994，1995）以及我們第5章中對其中一些變化作了考察。再有，從18世紀初歐洲的霸權開始興起，我們對此將在第6章中加以分析。但是，大體上說，即使不說在一千年裏，那麼至少在數個世紀裏，世界貿易和分工的模式始終明顯地保持著穩定，雖然有同期性變化，但基本表現為持續的發展（如GillsandFrank（1992）所考察的公元1400年以前那段時期；另參見FrankandGills1993）。從1400年到1800年這一時期的連續性也足以使我們承認下文所勾畫的模式。
全球經濟的地理布局
我們用地圖及其說明文字來大略地反映全球勞動分工、世界貿易網、貿易的平衡和不平衡，以及這些貿易不平衡是如何由反向貨幣流動來解決的。在1400年前後到1800年前後，在建立在世界分工基礎上的複雜貿易網中進行交易的商品種類極其繁多，其中包括許多諸如大米這樣的大宗商品。在確定其中某些商品的情況時，使用地圖似乎十分便利。地圖2．1是對世界經濟的一個最概括的、但也比較粗略的顯示。我們選擇“上北下南”的全球投影圖來對環球貿易，尤其包括馬尼拉大帆船（ManilaGalleon）跨太平洋的白銀海運，作一個總體顯示。但是，讀者會明白，為了簡潔明了，這幅地圖和後麵的地區圖上的所有貿易路線都是示意性的。從示意的考慮出發，即使是想竭力反映全球和各地區的實際地理狀況，這些圖也沒有追求做到極其準確。
地區圖及其各自的說明文字更具體地顯示了主要的地區和地區間的貿易路線。展現的是大西洋地區，包括美洲、非洲和歐洲及其著名的“三角”貿易以及從美洲到歐洲的跨大西洋白銀運輸。與前一幅地圖銜接，主要顯示歐洲與西亞、南亞和中亞之間的主要貿易路線，包括繞道南非好望角和通過波羅的海、紅海和波斯灣的路線。世界地圖具體顯示了經由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東西方貿易路線的連續性，其海上貿易把東非和西亞與南亞和東南亞聯結起來。但是，這幅地圖也顯示了一些西亞和中亞的重要內陸商路以及它們與南亞之間的重要商路，按照我們在正文裏的解釋，這些商路與海上商路主要是互補關係，而不是競爭關係。西部與前一幅地圖銜接，主要顯示印度、東南亞、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孟加拉灣和南中國海貿易路線以及它們與馬尼拉的跨太平洋貿易的聯結。但是，這幅地圖也想強調印度各地（旁遮普、古吉拉特、馬拉巴爾、科羅曼德爾和孟加拉）之間的海上和陸地貿易，以及經常被人忽視的中國與東南亞的緬甸、逞羅和越南之間、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內陸貿易。
繪製這4幅地圖也是為了顯示地區間貿易不平衡的基本情況以及這些不平衡是如何通過金銀塊的運輸來補償的。因此，這些地圖是用實線來顯示商品貿易路線。這些實線從1號編到13號，並附有相應的說明文字，列舉出每一條至要路線的主要商品。經常性的貿易赤字是由於沒有足夠的出口商品來支付其他商品的進口造成的，因此隻能用出口黃金、主要是銀塊或銀幣來支付和平衡。在這裏和下麵（論貨幣）強調，最西方地區與最東方地區之間的長期貿易赤字，使得白銀主要向東流動——以及從出口金銀塊或金銀幣來謀利。全球地圖2．1用商品貿易路線上畫的向東的箭頭顯示這種以白銀為主的流向，個別向西的箭頭表示從美洲和日本流向中國。
地區圖則使用了不同的慣例：白銀流向是用與實線平行的間斷線來表示，黃金流向是用與實線平行的虛線來表示，數字表示商品。因此，表示白銀輸出的間斷線上的向東箭頭也表示，沿著平行的表示商品貿易路線的實線從東向西有一個基本相反的商品輸出盈餘。具體地說，歐洲從東方的全部進口幾乎都要用歐洲輸出（美洲）白銀來支付。在地圖上，西歐與波羅的海和西亞之間以及從這些地區接著向南亞、東南亞乃至最終到東亞（主要是中國）的帶有向東箭頭的間斷線，就顯示了這種情況。那裏是世界上大約一半白銀的“秘客”。第3章將會對此做出描述，並提供一幅有關世界白銀生產和流向的基本地圖。
在這裏還將逐個地區地討論全球多邊世界貿易，首先從美洲開始，然後繞著地球從西向東逐一考察。在我們考察世界每一個主要地區時，我們將注意各個地區的一些特點，以及它們是如何介人和促進各個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尤其是與東西兩側直接毗鄰地區之間的關係。
在某些情況下，金銀輸出地區也是貴金屬生產地區和商業性輸出地區（例如，美洲和日本的白銀，非洲和東南亞的黃金）。可能除了這種情況外，金銀及其鑄幣的淨輸出表明了一種貿易入超或赤字。因此，有關金銀塊和（或）金銀幣的運輸記載，就成為有關地區間貿易赤字和盈餘以及結算和平衡情況的最便利的資料。遺憾的是，雖然彙票、信用狀以及其他信用手段確實被廣泛地使用，我們卻知之甚少。
基於下述原因，我們的評述給予歐洲、美洲甚至非洲的篇幅比較少：首先，正如我們前麵指出的，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的經濟份額、參與程度以及重要性（除了由歐洲人分配的美洲金錢的獨特作用外）遠遠不如世界其他許多部分，尤其是東亞和南亞，可能也遠遠遜於東南亞和西亞。其次，現有的曆史、經濟和社會文獻已經向歐洲和美洲以及二者與非洲的關係傾瀉了大量的筆墨和關注，而這與公元1800年以前它們在世界經濟中不那麼重要的作用完全不成比例。另外，迄今為止從一種膨脹的歐洲中心論角度撰寫的文獻已經汗牛充棟，這也包括我們以前的著作在內，而我們的宗旨就是想促使人們對此有所糾正，甚至想取而代之。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實際重要而又受到不應有的忽視的其他地區，可以說是完全正當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這點微薄努力就能包打天下，徹底翻案。第三個原因是，我們的宗旨主要不是通過考察不同“地區”來糾正這類錯案；正如前麵指出的，這種“地區”劃分本身總是武斷的。更重要的目的在於論證這些地區之間的關係的性質、類型和變化。
因此，實際的目的，也是第四個原因是，為研究世界經濟和體係整體的結構和動力建立更堅實的基礎。我們要不厭其煩地說，整體（大於其部分的總和），而不是其他別的什麼，決定著部分的“內部”性質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外部關係”。
美洲地理
我們已經考察了“發現”美洲和把美洲納入世界經濟的原因及其對美洲土著民族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是使美洲人口從大約1億人減少到500萬人。最初對世界其他地方產生影響的，主要是美洲提供的新植物，種植園作物的輸出，當然還有首先是黃金然後是大量白銀的生產與輸出。黃金輸出始於1492年的（地理）“發現”，到16世紀中期大量白銀開始輸出。在17世紀這種白銀生產與輸出究竟衰落到什麼程度，或僅僅是有些蕭條，甚至有所增加，始終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也不管（或者可能是因為？）歐洲供應的美洲金錢所產生的刺激小了，還是對這種供應的利用更完善了，總之，在“17世紀危機”期間，生產和貿易似乎在持續增長。在18世紀，白銀的生產和輸出再次增長（或繼續保持增長勢頭），而且全世界其他商品的生產和貿易也在增長。
在這幾個世紀，尤其在18世紀，著名的大西洋“三角”貿易發展成非洲一歐亞貿易和世界經濟分工的一個重要附屬部分。實際上，這裏有幾個相互關聯的大西洋三角貿易。最重要的三角貿易是，歐洲、尤其英國製造業產品向美洲和非洲出口，包括把許多來自印度和中國的紡織品和其他商品轉口到美洲和非洲；非洲向加勒比海地區以及南美和北美奴隸種植園輸出奴隸；加勒比海地區向歐洲輸出蔗糖，北美向歐洲輸出煙草、皮毛以及其他商品。在17世紀，更不用說18世紀，對於歐洲製造業來說，北美、加勒比海地區和非洲也變成了越來越重要的出口市場（亞洲還談不上），包括向非洲出口槍支，用於圍捕奴隸。此時歐洲也向非洲、加勒比海地區以及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大量轉口輸出亞洲商品，尤其是印度的紡織品。
但是，還有其他相關的三角貿易。其中，北美殖民地從加勒比海地區進口砂糖和糖漿，向加勒比海地區出口穀物、木材和鬆脂製品，向歐洲出口用進口的糖漿製成的朗姆酒。但是，在這些三角貿易中，第二位重要的貿易是貿易本身，包括航運、金融服務和奴隸貿易。美洲殖民地從這種貿易中大獲其利，從而能夠彌補它們與歐洲的長期貿易赤字，並積累它們本身的資本。有關大西洋貿易的文獻極其浩繁，非洲一歐亞貿易的文獻豐富得多。但是，這些文獻大大忽視了美洲繼續作為前往亞洲的中轉站這一角色的巨大吸引力。繼續探尋前往中國的西北通道，這種努力決定了加拿大曆史的許多方麵，而加拿大也被視為一個與同樣作為中間站的美國互補的平行通道。遲至1873年，加拿大托利黨的一份報紙還對一項修建通向太平洋的鐵路的合同表示歡迎，因為“它用最短的路線和最便宜的運費給蒙特利爾帶來印度、中國和日本的貿易”。
非洲地理
1500年前後，非洲有大約8，500萬人，但是兩個半世紀後，到1750年才隻有大約1億人，其中大約8，000萬到9，500萬人居住在撒哈拉以南（參見第4章的表4．1和4．2）。當然，奴隸戰爭和奴隸貿易促使販奴地區的人口、尤其是男人減少（雖然這種比例變化有利於女人，但是也減少了生育的婦女）。另外，販賣奴隸並不限於西非和西南非的大西洋奴隸貿易，而且包括非洲內部以及從東非向阿拉伯地區販賣奴隸。但是，早先認為奴隸貿易輸出了1億奴隸的說法，長期以來得到修正。這個數字下降到大約1，000萬，後來又上升到1，200萬。直接的人口影響似乎不是根本性的。間接的影響是否更大，還很難講。但是，人口和社會經濟增長似乎比以前幾個世紀放慢了。很顯然，當歐亞大部分地區的人口迅速膨脹時，非洲的人口始終穩定不變。這就引出一個問題：非洲在沒有被完全納入世界體係之前，是否相對遊離於刺激著其他地方的生產與人口增長的世界性力量之外（當然這些力量也減少了美洲的人口）？
在15世紀，非洲內部貿易的總量遠遠大於人們更清楚地了解的非洲和歐洲之間的大西洋貿易（Curtin1983：232）。另外，在以後幾個世紀裏，跨撒哈拉的貿易也在增長。西非的長途貿易——尤其是黃金貿易——主要麵向北方，穿過撒哈拉（尤其但不僅僅是沿著著名的廷巴克圖一非斯路線）通向地中海（見地圖2．3）。以西北非為起點的塞內加爾沿岸海上貿易以及後來以西南非為起點的大西洋奴隸貿易是對這種貿易的補充，但從來沒有取代這種貿易。
也就是說，非洲參與大西洋貿易，既沒有使非洲發展出全麵的貿易關係和分工，也沒有取代原有的跨撒哈拉貿易。相反，在非洲（以及我們後麵將會論述的西亞、南亞、東南亞和東亞），新的海上貿易隻是補充甚至刺激了原有的、而且依然發展的內陸貿易。莫斯利敏銳地指出：“新貿易的形式和內容至少到18世紀為止，基本上是原有模式的延伸。”“當這個地區被納入這兩個沙漠和海上商業體係後，蘇丹的貿易和工業達到了全盛期。”因此，跨撒哈拉貿易在總體上繼續興旺發展。具體而言，它從西非轉運的奴隸，從15世紀的43萬增加到16世紀的55萬，在17和18世紀都超過了70萬。當然，也一直有東西方向的貿易，其中包括“朝覲的香客”把無數黃金經由馬格裏布從陸地上帶到利比亞，或者通過地中海帶到埃及和阿拉伯半島。
在西非，貝殼成為主要的交換媒介。它們產於馬爾代夫群島，在南亞被當做貨幣使用。歐洲人把它們帶到非洲，購買作為輸出品的奴隸。隨著奴隸貿易的發展，貝殼的進口量增長得十分迅速——後來又減少了。非洲需要貝殼，因此貝殼就輸入非洲。在非洲，貝殼作為貨幣與金粉和金銀幣並存，甚至取代後者，成為主要的地區貨幣。與其他地方的貴金屬和貨幣一樣，貝殼推動著經濟活動和商業化的擴張，使之深入到內地，尤其是窮鄉僻壤。但是，貝殼無法再輸出，因為歐洲人和其他人不接受這種支付手段。因此，這種單向的貝殼貿易也就進一步促成了非洲人在整個世界貿易中的邊緣化。但是，在非洲，紡織品也是一種重要的、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交換媒介；但是，進口的高質量織物的貨幣化程度不如非洲織物的程度高。
東非貿易早在羅馬帝國時期的（紅海巡航記腳就有所描述，主要是對北方肥沃新月地區和向東跨越印度洋的貿易。在我們討論的時期，輸出品主要是“天然”產品，尤其是象牙和黃金，但也有奴隸；輸人品是印度的紡織品和穀物、阿拉伯的陶器。中國的瓷器以及充當貨幣的馬爾代夫的貝殼。東非港口是南非、尤其是津巴布韋和莫桑比克與北非和（或）印度洋港口之間的中轉站。海運業和貿易基本上被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控製，但是來自新英格蘭的美國人在東南非和馬達加斯加沿岸很活躍，盡管隻是一些海盜船隻：
美國人搶劫阿拉伯和法國船隻。然後在其他奴隸貿易市場上用印度紡織品、繩索、帆布、武器或彈藥來交換珊瑚。珍珠以及其他實用品。因為美國人不僅在馬達加斯加，而且在莫桑比克、又拉果河灣、斯瓦希利海岸以及廠一一如果奮福的話是真的——甚至在摩加迪沙進行交易。他們手中除了肯定有武器和朗好酒外，還會有其他許多貨物，因為法國人、荷蘭人和宗主國英國人等這些競爭者不知道這些貨物究竟有多少，在哪裏進行交易。
歐洲地理
金銀的主要輸入者和再輸出者是西歐和南歐，因為它們要以此來彌補與其他地區（除了美洲和非洲）之間的長期而巨大的結構性貿易赤字。當然，歐洲人之所以能接受非洲和美洲的金銀而不大量地返回金銀，主要是由於他們在轉手輸出亞洲商品時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西歐與波羅的海、東歐、西亞有直接的貿易赤字，與印度有直接的或間接通過西亞的貿易赤字，與東南亞有直接的或間接通過印度的貿易赤字，與中國有間接的通過上述所有地區和日本的貿易赤字，因此把大量白銀和一些黃金轉手輸出到這些地區。
歐洲結構性貿易赤字的一個數據是，在總出口中，黃金和白銀從未少於2／3。例如，在161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全部出口物中實物隻占6％的價值，金銀則占94％的價值（DasGuptaandPearson1987：186）。實際上，在1660—1720年這60年間，貴金屬占該公司向亞洲輸入總值的87％。出於同樣的原因，代表製造業和其他“提倡出口”的利益集團的英國政府，在授予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上要求，英國出口產品至少要占該公司出口總值的1／10。即使這樣一點兒出口產品，該公司都難以找到市場，它們大部分最遠隻能出口到西亞。後來，少量的細絨呢運到印度，但不是做衣服，而是被當做家庭和軍事用品，如地毯和鞍墊。歐洲大部分出口物是金屬或金屬製品。由於無法完成僅僅10％的定額，該公司不得不在發票上弄虛作假，以減少出口“總數”，而且它一直不能擺脫為自己從亞洲進口貨物尋找資金的壓力。因此，它卷入亞洲內部的“國內貿易”。這種貿易比亞洲一歐洲貿易興旺得多，也更有利可圖。
總之，歐洲在獲得美洲金錢時相對容易和廉價，如果沒有這種資源，歐洲幾乎不可能參與世界經濟；但是歐洲一直有貿易赤宇，在世界經濟中始終是一個邊緣角色。歐洲新發現的收入與財富資源使歐洲本身的生產有所增長，從而支持了人口增長。歐洲人口在14世紀的大萎縮之後，在15世紀開始恢複。在兩個半世紀裏，歐洲人口大約平均每年增長0．3％，從1500年的6，000多萬增加到1750年的1億3，000萬或1億4，000萬，翻了一番。但是，按照歐亞大陸的標準，歐洲人口的增長是比較緩慢的；因為整個亞洲，尤其中國和印度的人口增長要快得多，總數也大得多。
西亞地理
西亞（更恰當地說，是分散在奧斯曼帝國和波斯薩非帝國以及毗鄰地區的許多地區和城市）包含著一係列相互緊密聯係的生產和商業中心。奧斯曼帝國的人口在16世紀是增長的，以後就停滯不前了。按照歐亞大陸的標準，西亞人口總體上似乎穩定在3，000萬人左右。
自遠古以來，西亞所處的地理位置使之成為向北到波羅的海、俄羅斯、中亞與向南到阿拉伯半島、埃及、東非的一個商業和遷徙樞紐，尤其是向西到沿大西洋的西非、馬格裏布、歐洲和地中海等地經濟中心與向東到整個南亞、東南亞和東亞的一個商業和遷徙樞紐。這裏的生產中心分散在各地，它們之間以及它們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從海上和陸地進行貿易活動。西亞也有一種陸地、海上與河運貿易的結合，在許多城市轉運貨物。在許多世紀裏，聯結亞洲的波斯灣商路使巴格達成為各個方向的陸路、海上與沿河貿易的彙聚點和轉運站。另外一條與之長期競爭的紅海商路則扶持了開羅、蘇伊土地區，當然也扶持了靠近印度洋的穆哈與亞丁。西亞的貿易主要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以波斯為基地的亞美尼亞定居商人所掌握。（在亞洲其他地方，亞美尼亞客商團體也有很大勢力。）
奧斯曼帝國
歐洲人把奧斯曼帝國看作是自成一體的世界和“基本上是一個城堡”觀念，更多地是一種意識形態產物，而不是對事實的概括。另外，“傳統的”歐洲中心論把奧斯曼統治階層貶低為陷入泥潭的穆斯林軍事官僚。這種觀念隻是部分地反映了曆史現實，反映了奧斯曼人針對歐洲商業利益和野心而展開的商業競爭。雖然布羅代爾也把奧斯曼帝國稱作“一個貿易樞紐”，但是它在世界經濟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遠遠超出布羅代爾這樣的歐洲人所承認的程度。
奧斯曼人確實占據著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地理和經濟樞紐，而且他們也竭力從中謀取最大的好處。東西方的香料和絲綢貿易通過奧斯曼境內的水陸要道。自拜占廷帝國以來的一千年間，君士坦丁堡憑借著其作為一個南北和東西交通樞紐的地位而發達興旺起來。這也誘使奧斯曼人征服它。奧斯曼人把它改名為伊斯坦布爾。它擁有60萬到75萬人口，是歐洲和西亞最大的城市，是世界第二大城市。總體上看，奧斯曼帝國的城市化程度高於歐洲。其他相互爭奪通商要道的商業中心有布爾薩、伊茲密爾、阿勒頗和開羅。開羅的命運總是取決於與波斯灣商路競爭的紅海商路。在18世紀晚期，加勒比海地區出產的咖啡和阿拉伯地區出產的咖啡之間的競爭決定著開羅的盛衰。
當然，奧斯曼人與其他人一樣，不想殺掉轉口貿易這隻下金蛋的母雞。貨幣的轉口貿易尤為重要，盡告’世界經濟和貨幣的發展經常對奧斯曼貨幣體係產生影響（從西方流向東方的）大規模金銀運動對這個脆弱的體係經常產生有害的影響”。另外，奧斯曼人不僅與西方的歐洲有聯係，而且與北方的俄羅斯和東方的波斯有直接聯係：
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迫使（奧斯曼和波斯）雙方即使在交戰期間也必須維持密切的貿易關係歐洲的絲綢消費和加工業的膨脹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這是奧斯曼和波斯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基礎。這兩個帝國的政府財政收入和白銀存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來自與歐洲的絲綢貿易。奧斯曼帝國的絲綢加工業依賴於從伊朗進口的生絲在14世紀（至少一直到整個16世紀），由於世界貿易網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布爾薩變成了東西方之間不僅是絲綢、而且還有其他亞洲產品的世界市場。
但是，奧斯曼宮廷以及其他奧斯曼人還有自己特有的資源——以及大陸貿易聯係——來進口遠方中國的大量產品。今天，在一個收藏處就有上萬件瓷器，足以證明這種推斷。
奧斯曼帝國也從南國內各地的生產和商業中，從地區間的和國際的分工、專業化和貿易中汲取財富。在奧斯曼的經濟裏，在私人的、公共的和各種半公共的企業、部門和地區之間存在著大量的部門間、地區間甚至國際間的勞動力流動。許多人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尤其是胡裏·伊斯拉莫格魯一伊南（1987）和蘇萊雅·法洛奇（198，1986，1987）關於絲綢、棉花及其紡織品、皮革及其製品、農業以及采礦業和金屬業的研究。例如，法洛奇總結說：
首先，粗布紡織是許多地區的一種鄉間生產活動。其次，它的開展與市場有著緊密聯係。在不少情況下，原料必須由商業提供，與遠方買主的聯係也是穩定的。順便說，有一份更詳細的文件顯示，在這方麵有投資謀利的機會。
另外，奧斯曼人在向西方和東方兩個方向擴張。這種擴張的動力和基礎不僅是政治和軍事方麵的，而且確實首先是經濟方麵的。與威尼斯人、法國人、葡萄牙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人一樣，奧斯曼人也一直努力改變和控製主要的商路，因為這是他們及其國家的生命線。在這方麵，奧斯曼人的主要競爭對手同樣是西方的歐洲列強和東方近鄰波斯。在能夠采摘經濟果實的巴爾幹和地中海，奧斯曼的穆斯林們對抗而且力圖取代歐洲基督徒，顯然也包括控製地中海的商路。當然，巴爾幹也是木材、染料、白銀以及其他金屬的一個重要來源。征服埃及確保了奧斯曼人能夠獲得來自蘇丹和非洲其他地方的黃金。
帕爾米拉·布魯梅特（1994）從一種更廣闊的世界經濟視野對這個問題作了一種現實主義的探討。她在研究中把奧斯曼帝國的海軍政策和其他軍事政策看作是附屬於其首要的商業地區利益和世界經濟野心的一種開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