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人是地中海貿易網的自覺參與者，因為他們的帝國就是從這種貿易網中產生出來的。在野心、商業行為以及對大一統霸權的追求方麵，他們的國家與歐洲各國不相上下。奧斯曼人的國家以商人的方式追逐利潤，確立、宣揚和推進他們的政治目標。這些目標包括占據和剝削商業中心與生產基地。那些高官大臣從不疏遠商業活動，反而尋找商業機會，從這些機會中獲取和鯨吞財富。有資料表明，奧斯曼王室成員和行政軍事官員直接參與貿易活動尤其是已經根深蒂固的穀物出口。奧斯曼人在銅、木材、絲綢和香料貿易中的投資也很重要。很顯然，控製東方貿易的前景比僅僅開拓疆界的機遇，對奧斯曼人的吸引力更大，因此朝廷官員鼓動君主為獲取商業財富而征戰。奧斯曼海軍的發展就是為了占有和保護這種財富。
奧斯曼人在東方想更多地分享南亞貿易。這種野心遇到的第一個障礙就是埃及和敘利亞的馬木路克商人。借助葡萄牙人之力，奧斯曼人很快就迫使馬水路克退出生意場。在奧斯曼人統治之下，阿拉伯商人繼續從事印度洋的生意。尤其對於土耳其人的東方貿易來說，第二個主要障礙是波斯的薩菲帝國。奧斯曼與薩菲進行了多次戰爭，始終未能克服這種障礙。雖然奧斯曼人與葡萄牙人心照不喜地相互提供便利，共同對付波斯人，但是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另有自己的圖謀。他們要從奧斯曼人和波斯人手中爭奪貿易控製權。葡萄牙人的介入從根本上消除了威尼斯人在絲綢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幫助奧斯曼人至少在東地中海貿易中建立了壟斷地位。
附帶地說，在追求最大和優先的商業利益方麵的這些外交。政治和軍事上的縱橫排閻、競爭策略和公開戰爭，完全戳穿了所謂基督教的西方與伊斯蘭教的東方兩軍對壘、涇渭分明的神話。穆斯林們（馬木路克、奧斯曼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互相廝殺，而且不斷地變換著與不同的歐洲基督教國家（例如葡萄牙人、法國人、威尼斯人和哈布斯堡）的結盟關係。而這些基督教國家也為了同樣的利潤目的而相互較量。信奉伊斯蘭教的波斯國王阿巴斯一世一再派使團到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以結成反對共同的奧斯曼穆斯林敵人的同盟，後來又給予英國人商業特許權，報答他們在把葡萄牙人驅逐出霍爾木茲時提供的幫助。但是，在此之前，葡萄牙人曾經向伊斯蘭教的薩菲王朝供應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度生產的武器，來對抗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人。
因此，隻要有機可乘，“利用宗教字眼兒便成為所有爭奪歐亞勢力範圍的競爭者的一個策略。它可以用來為主權要求辯護，爭取軍隊和民眾的支持，詆毀別的國家的主權要求”（Brummett1994：180）。這方麵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奧斯曼穆斯林與印度的古吉拉特人、亞齊特的蘇門答臘人結成同盟，奧斯曼帝國向後者派遣了一個大型海軍使團，共同對抗葡萄牙人的商業競爭。附帶地說，這種縱橫排間、翻雲覆雨的“生意”還有另外一種發人深省的啟示：所謂在國際行為方麵歐洲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說法是沒有事實依據的。這也就打破了另外一種關於歐洲“獨特性”的歐洲中心論神話。
總之，與通常的想法相反，我們應該讚同法洛奇的總結：
奧斯曼帝國與印度次大陸的貿易，以及奧斯曼與伊朗的商業和帝國內的地區間貿（主製利用了亞洲陸上商路。奧斯曼國家對這些商路的控製是延緩歐洲經濟滲透的一個因素。奧斯曼帝國和印度莫臥爾王朝都屬於“火藥帝國”的範疇。但是，它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共同特點：它們都是征收現金賦稅的帝國，因此如果沒有國內外貿易，它們就不能生存。
薩菲王朝時期的波斯
波斯不太容易受外界影響。這可能有兩個原因：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一個更強大的貿易地位；它自身擁有更多的白銀資源，它的鑄幣也在奧斯曼帝國流通。
伊朗高原上商路縱橫交錯，從東向西把中亞大草原、印度平原與地中海的港口聯結起來，從南向北把俄羅斯的河流與波斯灣沿岸聯結起來，支撐著從東印度群島、印度和中國到歐洲的貿易。沿路有一連串重要城鎮，它們的位置是由地理和經濟因素以及政治因素決定的。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各條主要商路的相對重要性時有變動，但是它們幾乎一直都被人們使用著。
另外，與我們在撒哈拉已經看到的和將在印度看到的情況一樣，波斯的陸路貿易和海上貿易主要是互補關係，而不是競爭關係。實際上，印度和波斯之間的陸地商隊貿易在整個18世紀十分興旺，所輸送的商品數量與海路貿易不相上下。商人們為了分散風險，讓一些貨物通過坎大哈和其他內陸商業中心來轉運，讓另一些貨物通過霍爾木茲一阿巴斯港來轉運回。
15世紀中期，早在葡萄牙人抵達霍爾木茲之前，就有人記錄了“來自7種氣候的商人”抵達霍爾木茲的情況。他們分別來自埃及、敘利亞、安納托利亞、突厥斯坦、俄羅斯、中國、爪哇、孟加拉、逞羅、（緬甸的）丹那沙林、（也門的）索科特拉、（印度的）比賈布爾、馬爾代夫群島。（印度的）馬拉巴爾、阿比西尼亞（埃塞俄比亞）、桑給巴爾、（印度的）勝利城、（印度的）古爾伯加、古吉拉特、坎貝、阿拉伯半島、亞丁、（埃塞俄比亞的）吉達、也門，當然還有波斯各地。他們到這裏或者進行易貨貿易，或者出售貨物換取現金，有時也賒賬。商人在社會中享有很好的待遇。到15世紀末，波斯與印度和東方的貿易特別興旺。波斯成為西亞主要的絲綢產地和出口地，其成本甚至比中國和後來的孟加拉都低（Attman1981：40）。主要進口者是俄羅斯、高加索、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奧斯曼人及其轉手後的歐洲人。這種貿易使得波斯生產者從俄羅斯、歐洲以及奧斯曼人那裏獲得重要的白銀收益和其他收入，同時也使奧斯曼中間商獲得利潤。波斯國王阿巴斯一世（1588－1629年）及其後繼者們不遺餘力地促進和保護這種貿易，其中包括對奧斯曼人開戰，從奧斯曼的戰區招引亞美尼亞工匠和商人並加以保護，從葡萄牙人手中收複霍爾木茲。1615－1618年的奧斯曼一薩菲戰爭以及從1578年到1639年的斷斷續續的衝突，主要是為了爭奪對絲綢貿易及其商路的控製權。波斯人想繞過奧斯曼的中間商，而奧斯曼人則極力維護自己的地位。以後，波斯貿易逐漸轉向印度洋的東方貿易；在1723年薩菲王朝垮台後，波斯的絲綢基本上被來自敘利亞的絲綢取代了。
葡萄牙人首先來到波斯及其周邊進行貿易活動，接踵而來的是荷蘭人。歐洲主要需要波斯的絲綢和一些毛織品，用亞洲的香料、棉織品、瓷器、各種日用品以及歐洲的金屬製品乃至黃金來進行交易。歐洲人與波斯國王和普通商人之間的長期反複的商業衝突，不斷地引起外交衝突，偶爾也會發生軍事衝突。但是，歐洲人沒有足夠的商業競爭力量和政治軍事力量，無法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例如，當人們說荷蘭東印度公司迫使波斯屈從於其世界貿易聯係網時，不過表達了一種荷蘭人和波斯人都不曾有的信念。因此，有時候我們必須看看曆史現實，即實際上可能是怎麼回事。（曆史現實）顯示，歐洲人並沒有把波斯人指揮得團團轉，而是采取了其他的迂回方式。歐洲人在麵對這種情況時本來會采取行動的，而且事實上也采取了行動，但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波斯活動了整整140年，他們卻無力從根本上改善自己的處境。
總的來看，西亞對歐洲的貿易有盈餘，但對南亞、東南亞和東亞（可能還有中亞——白銀通過中亞主要向東流動，但黃金主要向西流動）的貿易有赤字。西亞是用它對歐洲貿易、對馬格裏市貿易以及經馬格裏布中轉的對西非貿易的盈餘白銀和東非黃金、再加上西亞本身、尤其是安納托利亞和波斯生產的一些金銀來彌補東方貿易的赤字。1621年，有一位觀察者寫道：
波斯人、摩爾人和印度人在阿勒頗、穆哈和亞曆山大港與土耳其人j政生絲、藥材、香料、靛青和印花布的生意；現金交易，規矩依舊；他們需要的其他外國貨很少他們每年統共用不了四萬或五萬鎊（隻有上述進口貨總值的5％需要用香料來支付）。（轉引自Masters1988：147）
但是，喬杜裏認為：（西亞）伊斯蘭世界是否長期苦於貿易方麵的赤字，尚無定論。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對印底印度尼西亞群島和中國的貿易是用出口貴金屬、黃金和白銀來平衡的。（但是）中東似乎在與基督教的西方、中亞以及東非的城邦國家的貿易方麵有盈餘。這種順差表現為金銀財寶的形式，但是這些金銀財寶沒有成為本地的財富儲備，而是流向東方。
印度與印度洋
我們在亞洲可以看到一串猶如項鏈的港口城市，順時外看，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有亞丁（和稍後的穆哈）。霍爾木茲、坎貝灣的幾處（在不同時期分別是第烏、坎貝和蘇拉特）、果阿、卡利卡特、科倫坡、馬德拉斯、默蘇利確德姆、馬六甲和亞齊持。毫無疑問，在我們討論的這個時期，所有這些港口城市的重要性此起披伏，但是它們的某些共同特點值得注意。它們的居民極其龐雜，通常有印度洋甚至更遠的地方的所有主要航海民族的代表：馬六甲有華人，大多數地方有歐洲人所有這些港口城市也是轉運中。有些港口城市沒有自己的供貨內地，如霍爾木茲和馬六甲，因此幾乎以轉運貨物作為自己的唯一功能，但是，甚至那些出口。岸城市也轉運從其他地方來的貨物。
印度洋世界的地理和經濟中心是印度次大陸本身。在莫臥爾人征服之前，它的許多地區相當發達，已經在世界組織業中獨占鼇頭。雖然人們通常認為，莫臥爾帝國在財政上依賴於農業及其稅收，但是莫臥爾人的征服使印度實現了進一步的統一、城市化和商業化。事實上，到對世紀，莫臥爾的主要都市阿格拉。德裏與拉合爾都有大約50萬人口，有些商業中心城市也有20萬以上的人口。這大大高於19世紀印度城市化的程度，也使歐洲人控製的僅有3萬人口的亞洲飛地，如葡屬馬六甲與荷屬巴達維亞相形見拙（Reid1990：82）。印度次大陸的總人口在兩個半世紀裏也翻了一倍多，從1500年的5，400萬到7，900萬之間，增加到1750年的1億3，000萬到2億之間。還有人估計，1500年大約有1億人，1600年大約有1億4，000萬到二億5，000萬人，到1800年大約有1億8，500萬到2億人（Richards1996）。
關於印度的情況，喬杜裏認為：
總體來看，印度的陸路貿易和海運貿易越來越傾向於出口而不是進口，貿易順差最終用貴金屬來平衡。印度對中東的貿易主要是靠進口金銀財寶來平衡，正如對東南亞的出口是用進口香料、香草和中國貨來平衡。甚至有相當大數量的白銀從次大陸再出口到爪哇、蘇門答臘。馬來亞和中國。有大量的棉織品出口到馬尼拉，然後再用開往阿卡普爾科的大帆船運到西屬美洲。
因此，印度在與歐洲的貿易中有巨大的順差，與西亞的貿易有一些順差。這主要是因為它擁有效率較高、成本低廉的棉紡織業以及可供出口的銅。棉織品和銅向西銷往非洲、西亞和歐洲，又從歐洲跨過大西洋銷往加勒比海地區和美洲。但是，印度也出口主要食品，如稻米、豆類和植物油，向西（早在公元前兩千多年前就是這種情況——見Frank1993）出口到波斯灣與紅海的貿易港口（這些地方也依賴於埃及的糧食供應），向東出口到馬六甲和東南亞其他地方。反過來，印度從西方獲得大量白銀和少量黃金（這些金銀或直接繞過好望角運來，或間接通過西亞貿易轉手），也獲得西亞本身的金銀。穆哈（Mocha，這個詞也被用來指咖啡）被人們稱作“莫臥爾的錢庫”，因為從那裏源源不斷地流出白銀。由於印度自身的白銀產量很少，所以它主要用進口白銀來鑄造錢幣或再出口，用黃金來鑄造寶塔形錢幣、製作首飾或儲藏。
印度還向東南亞出口棉織品，從那裏進口香料。這條商路還被用來同中國進行貿易活動，用棉織品換絲綢、瓷器以及其他各種陶瓷製品。但是，印度與東南亞的貿易看來是逆差，至少它向那裏、尤其中國輸出白銀。不過，這種貿易大部分掌握在印度穆斯林手中，而且是用印度建造的船舶來運送貨物，小部分掌握在阿拉伯人和東南亞人——也是穆斯林——手中。隻有很小一部分貨物是用某個歐洲國家的貨船運載，即使到18世紀這種份額也僅僅稍有增加；而且，這些歐洲貨船雇傭的是亞洲船長、水手和商人。
內陸貿易是通過水路和陸路進行的。印度沿海到處都有短途運輸（或小船運輸）。印度許多地方，尤其南方，有許多內陸水道。甚至北方許多省也有水道運輸，如克什米爾、特達、拉合爾。阿拉阿巴德對b哈爾、奧裏薩和孟加拉。在陸地上，商隊在同一時間押送著多達一萬到四萬馱貨物（包括馱運貨物的牲畜）。所有這些商隊在次大陸上熙熙攘攘、縱橫交錯，與遠途的海上貿易聯結在一起。“我們認為，陸上活動與海上活動是不對稱的。在多數時間裏，海上活動對陸上活動的影響不如陸上活動對海上活動的影響大。”
幾乎所有的港口城市都與延伸到內地偏遠地方的商路有一種興衰與共的關係，有時還與遙遠的跨大陸地區、尤其中亞有一種興衰與共的關係。因此，喬杜裏暗示，大陸上的陸路貿易與印度洋海上貿易應該被看作是彼此的鏡像。
在印度南方，內陸首都勝利城長期以來是西方的果阿、南方的卡利卡特和東方科羅曼德爾海岸的默蘇利用德姆與布利格德的一個貿易交彙點。這些以及其他許多港口城市，尤其是那些沒有內地生產基地的港口城市，嚴重地依賴於糧食進口。糧食需要從沿海的其他港口城市運來，但也有不少來自與數千裏之外的稻米或其他糧食產區有聯係的港口。另外，果阿、布利格德和勝利城也與北方的內陸中心海得拉巴和布爾漢布爾、西部港口蘇拉特（或坎貝）有陸上聯係，而海得拉巴、布爾漢布爾、蘇拉特和坎貝則是通往旁遮普和中亞的貿易中轉站．
雖然中亞貿易與海上貿易沒有這種直接聯係，但是，這個地區對更靠近印度洋季風地帶的人民的生活卻產生著一種至關重要的影響。就直接關係而言，中亞內陸貿易對歐亞跨洲海上貿易起著一種補充作用。
另外，在印度與中國之間存在著穿越尼泊爾和西藏的貿易活動。這種貿易活動已經延續了一千多年。孟加拉和阿薩姆向西藏出口紡織品、靛青、香料、糖、獸皮以及其他物品，賣給那裏的商人，這些商人再拿到中國出售。換回來的是中國產品、茶葉，更多的是黃金（Chakrabarti1990）。（我們在1992年的著作中討論過某些中亞商路以及它們的“絲綢之路”的曆史；關於中亞，在這裏後麵還有單獨的一節來論述。）
印度各地區之間也進行貿易活動，相互之間有盈餘或赤字。主要的沿海地區（古吉拉特、馬拉巴爾、科羅曼德爾和孟加拉）都相互進行貿易活動，還與錫蘭進行貿易活動。它們還彼此充當越洋貿易和內陸貿易的中轉站。在向印度內地出口貨物方麵，它們也相互競爭，因為它們的區域市場是交錯重疊的。但是，一般而言，內地與沿海港口的貿易有順差，因此接受進口貨物和錢幣，這些錢幣是在港口及其附近用進口金銀（或被熔化的外國錢幣）鑄造的。白銀通常流向北方莫臥爾王朝統治的地區，黃金更多地流向南方，尤其是馬拉巴爾和勝利城。下麵，我們更細致地看看印度的一些主要地區。
印度北部
我們前麵已經指出，印度北部與中亞和西亞的地區間和“國家’間貿易很活躍。B．R．格羅弗總結說：
印度北部許多地區的工業品貿易有深厚的傳統。許多村莊生產各種商品。印度北部許多省的商業地區的工業品出則其他地方。在有關地圖的說明文字中列舉了其中許多產品。
古吉拉特和馬拉巴爾
沿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印度西海岸分布著重要的作為商品集散中心的港口城市第烏、古吉拉特邦的坎貝（後來是蘇拉特），另外還有馬拉巴爾海岸上的葡萄牙人在果阿的商品集散中心。來自紅海和波斯灣的靠季風運行的沿海貨船，來自歐洲的繞非洲航行的貨船以及馳往印度河河口與北上到信德的貨船，都把這些地方當做主要停靠港口。坎貝和蘇拉特也是與波斯、俄羅斯、中亞、旁遮普以及印度東南地區進行內陸貿易的中轉站；它們還向這些地方中的許多地區供應大米或小麥。另外，古吉拉特和馬拉巴爾的港口也與印度次大陸兩側的科羅曼德爾和孟加拉保持著貿易關係，與東南亞、中國和日本保持著貿易關係。它們的製造業專門生產主要向西方和北方出口的紡織品。它們從這些方向進口馬匹、金屬、消費品以及其他商品，由此產生的貿易順差是由那些地區用白銀來補償的。不過，它們獲得的白銀有些則要再出口，用以補償東方的海上貿易的進口逆差。古吉拉特從東方進口自己和內地需要的貨物，而且它還是把這些貨物再向西轉運到西亞、地中海和歐洲（從歐洲又轉手到非洲和美洲）的重要中轉站。不過，大部分貿易掌握在印度人手中，也有一部分掌握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手中。甚至遲至18世紀，蘇拉特的貿易也隻有大約12％是由歐洲人控製的（DasGuptaandPearson1987：136）。
科羅曼德爾
印度東部孟加拉灣的科羅曼德爾海岸有許多重要的生產和出口中心，但該地區的產品可能隻有1／10出口。它的一項主要上口產品是向東出口到東南亞和中國的棉織品，從那些地方進口香料、瓷器和黃金。它的另一個功能是，它是與印度各地和世界各地進行貿易的一個貨物集散地。這些貿易大部分也掌握在印度人手中。但是，荷蘭人以及後來的其他歐洲人也利用科羅曼德爾的地理位置和資源來為自己在印度和世界的業務活動服務。科羅曼德爾主要是與東北的孟加拉（從孟加拉進口糧食和絲綢）和西北的古吉拉特進行“國內”貿易，當然也與內地進行貿易活動。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產品以及奴隸製使科羅曼德爾成為向東和向西的國際貿易和洲際貿易的一個必經之地。它也從西方進口波斯和阿拉伯的奢侈品和馬匹。再轉運到東方。
科羅曼德爾從東方進口香料、木材、大象、鉛、鋅、錫，尤其是銅和黃金。其中有些又接著向西轉運。向東，科羅曼德爾與東南亞的陸地和島嶼、尤其是亞齊特和馬六甲、中國和日本以及馬尼拉乃至阿卡普爾科進行貿易活動（當然也與鄰近的錫蘭進行貿易，把錫蘭當做一個貿易夥伴和另一個中轉站）。向西，科羅曼德爾不僅是一個與馬爾代夫進行貿易的重要轉運站，而且也是一個為這種貿易活動提供食品和進行商品與資金屬交易的重要地區。這種貿易活動也直接或經過馬爾代夫通向非洲、波斯灣和紅海的港口城市，再通向地中海和（或繞過南非到）歐洲——然後跨過大西洋到美洲。科羅曼德爾也與果阿和坎貝一蘇拉特進行貿易活動，這種貿易既是印度內部地區間貿易，也是世界貿易活動的一個中間環節。當然，科羅曼德爾的各個港口也是內陸貿易中心，而且與印度其他沿海港口相互競爭。
孟加拉
印度物產最豐富的地區當數孟加拉。它向印度大多數地區出口棉織品、絲織品和大米。它的一些產品沿著科羅曼德爾海岸運向南方，一些產品則直接或間接運往西海岸的坎貝或蘇拉特，或者從海上向西運往西亞和歐洲，向東運往東南亞和中國。由此，孟加拉吸收來自各個方向的、包括從西藏、雲南和緬甸的陸路以及從緬甸經由孟加拉灣來的白銀和黃金。孟加拉在1670年提供了印度進口總額的20％，整個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總額的15％，在1700年提供了二者進口總額的大約35％，到1738——1740年則提供了幾乎高達印度進口總額的80％和Th者總額的66％。在普拉西戰役剛剛結束後的1758—176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中的印度份額占80％。以後，由於中國份額從一個世紀前的零上升到1740年的12％和1760年的34％，印度的份額也就下降到52％。但是，到這個時候，孟加拉的出口物有一部分是鴉片。英國東印度公司用鴉片代替一部分白銀，支付給中國（Attman1981：51）。
喬杜裏（1978：207）根據孟加拉自1770年起發生的多次大饑荒得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結論：直到18世紀前期，在其他地區農業歉收對，孟加拉一直是可以依賴的糧食供應地。柏林（1983：53）得出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結論是：“在歐洲曆史學的眾多研究中，缺少對17世紀（孟加拉或印度其他地區）紡織業的研究專著”（拉馬斯瓦米1980年的著作和喬杜裏最近於1995年發表的著作似乎是例外）。
東南亞
東南亞一直受到曆史學家的冷落。曆史學家往往要麼根本無視，要麼隻是簡略地提及1500年以前的東南亞，而用濃墨重彩描述1500年以後歐洲人在那個地區的活動。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東南亞及其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的曆史作比較詳細的回顧。這裏至少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開始栽培水稻，這裏還有公元前1500年銅器時代的考古發現，公元前500年鐵器時代的考古發現（Taring1992；185）。東南亞的世界貿易聯係也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彼得·弗朗西斯（1989，1991：40）在對串珠（串珠在考古記錄中是保存最好的東西）製造情況進行研究後認為，印度東部的阿裏卡梅度（Arikamedu）曾經是“印度一羅馬的‘貿易大站’，但是它的東方視野比西方視野要遠得多”。中國東漢時期的文獻也證明，公元2世紀，中國與東南亞有重要的貿易活動，而且這些文獻還顯示在公元前2世紀就有這種貿易活動。
到基督教紀元初期，這些貿易路線繼續延長，把原先東南亞各地孤立的交易體係聯結起來，納入一個巨大的網絡，這個網絡從西歐通過地中海盆地、波斯灣和紅海延伸到印度、東南亞和中國這個網絡被人們稱作世界體係。
東南亞曾經是世界上最富裕、在商業上最重要的地區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最發達的生產和貿易區卻位於被中國稱作“扶南”的臨南中國海的東南亞半島東側，而不在克拉地峽的印度洋一側。但是，從中華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歐洲文明的角度看，更不用說從後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和其他歐洲人的利益看，東南亞隻不過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民族占據的中間站。甚至阿布一盧格霍德（1989：282ff）也沒有給東南亞應有的地位，而把它看作是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邊睡”貿易中心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