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在世界流動的經濟影響
自發現美洲以來，其銀礦出產物的市場就在逐漸擴大歐洲大部分都有很大進步I東印度是美洲銀礦產物的另一市場該市場所吸收的銀量日有增加尤其在中國和印度斯坦，貴金屬的價值比歐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綜合這些理由，貴金屬由歐洲運往印度，以前一直極為有利，現今仍極為有利。在那裏沒有什麼別的物品能夠獲得（比貴金屬）更好的價錢因為在中國以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用10盎斯，至多12盎斯白銀就能購得1盎斯黃金；在歐洲則需要用14kg15盎斯。新大陸的白銀看來就是以這種方式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相隔遙遠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白銀的買賣為媒介。
世界貨幣的生產與交換
自遠古時期就有了一個非洲一歐亞範圍的金銀市場。14世紀偉大的曆史學家伊本·赫勒敦就指出：“如果在馬格裏布和伊夫裏基亞發生了貨幣短缺，那麼在斯拉夫人和歐洲基督教國家就不缺少貨幣。如果在埃及和敘利亞發生了貨幣短缺，那麼在印度和中國就不缺少貨幣。這種東西經常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通過哥倫布及其追隨者的航海活動，西班牙人又使加勒比海地區的黃金加入到這個市場中。1545年和1548年在秘魯（今玻利維亞）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先後發現銀礦，由此美洲白銀開始湧入這個市場。這些新增的白銀對世界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1600年甚至更早一些時候對亞洲各個部分產生了影響。例如，在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關於白銀的論文中指出，它“在全世界到處流蕩，直至流到中國。它留在那裏，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近年來，人們對白銀如何周遊世界作了概述：
對遠東貿易的一般方式是，用開往中國的商船轉運歐洲或墨西哥出口的白銀，在中國用白銀交換黃金和商品，然後把這些東西再輸入到印度，用這種收入再購買運回歐洲的貨物。
事實上，美洲白銀幾乎無所不在。從波士頓到哈瓦那，從塞維利亞到安特衛普，從摩爾曼斯克到亞曆山大港，從君士坦丁堡到科羅曼德爾，從澳門到廣州，從長崎到馬尼拉，商人們都使用西班牙比索或裏亞爾作為標準的交換媒介；這些商人甚至對千裏之外的波托西、利馬、墨西哥以及印度群島某些地方鑄造的銀幣的純度都了如指掌。
因此，“沒有人懷疑有一個白銀的世界市場。問題在於如何描述它的模式”（Flynn1991：337）。亞當·斯密指出：“秘魯的白銀價格肯定不僅對歐洲銀礦出產的白銀價格有影響，而且對中國銀礦出產的白銀價格有某種影響”（〔177611937：168）。他認為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因此在他的《國富論》一書中用了64負的篇幅來論述“過去四個世紀的銀價變動”，而且還在書中其他章節多處討論它的影響。
我們已經概述了全球世界市場的存在和運作。貨幣、尤其銀幣是其循環係統中流通的血液，潤滑著生產與交換的軸輪。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存儲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麵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範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也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
（1）全球大賭場的微觀和宏觀吸引力
或許我們有必要首先考慮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這種貨幣會在世界各地流動，它在什麼時候流到什麼地方，為什麼在原產地會生產這種貨幣。我們在後麵一節將考察貨幣周遊全球的世界性後果。在第2章裏，針對“貨幣向何處流動，為什麼”這一問題所作的“回答”是，在鏈條的每一個環節，隻要人們想從下一個環節進口，而又沒有足夠的出口來補償時，他們就會用貨幣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但是，這種回答至少留下了三個問題沒有回答：（1）既然有些人沒有足夠的出口商品來補償，他們為什麼還要進口商品？（2）為什麼另外一些人在出口他們生產的商品時不要其他商品，而要對方用貨幣來償付？（3）為什麼在原產地會生產這種貨幣？要知道，生產、運輸、保管、鑄造和交換這種貨幣，畢竟需要花費大量的勞動、物資以及金錢本身。
最後一個問題最容易回答，而這個答案又能引導著我們回答其他兩個問題。人們之所以製造這種貨幣，是因為它（無論采取白銀、黃金、銅、貝殼等等任何形式）當時是、現在依然是與其他東西一樣的商品，生產、銷售和買賣貨幣與生產、銷售和買賣其他商品一樣能夠產生利潤，甚至更容易，更有利！當然，要想賺取利潤，生產、運輸等等的成本必須低於預期的銷售價格。情況通常如此，除非白銀的供給增加得太多或太快，迫使其銷售價格跌到生產成本之下。西班牙（美洲）生產者和其他生產者有時也遇到這種情況。這時，他們就不得不尋找技術手段或其他手段來降低生產成本或減少產量和供應量，直至價格重新上升到足以彌補成本的水平。黃金、銅、貝殼、紡織品、食品以及其他各種商品也都是這樣。
一旦這種貨幣被生產出來，它就能夠按照一定的利潤來出售，它的價格會高一些——相對其他商品而言，無論後者是某種其他形式的貨幣還是別的什麼。因為貨幣的價格基本上是由當地的和世界的供求關係決定的，它就會從供給相對較大的地方流到相對較低的地方。供大於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於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因此，正是私人企業或公共（國家）生產者對利潤的追求，使得貨幣從此地的低價市場流向波地的高價市場，當低價市場在本地，而高價市場在別的地方的時候尤其如此——多麼像在周遊世界。
這當時是大貿易公司和國家政府的一項業務，而且往往是一項主要業務。當然，這也是銀行家、高利貸者的一項主要業務，還往往是商人、消費者、甚至所有人的一項業務。在礦藏豐富的地方，尤其在美洲，白銀的供給價格較低，而在越遠的地方乃至地球另一麵的亞洲，價格越高。這也就是為什麼銀幣主要是繞著地球向東旅行，遠抵亞洲。當然，它也向西流動，先跨越太平洋，再從日本跨越中國海。再有，這也是歐洲人在世界經濟中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業務，因為他們在興旺的亞洲市場上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可以出售，尤其是由於他們本國的生產不具有競爭能力。除了歐洲從美洲殖民地獲得的白銀之外，亞洲人也不想買歐洲別的東西。
這種貨幣的套利兌換具有悠久的曆史，在美洲被納入世界經濟後不久就變成了世界範圍的活動。下麵我們對此作一些具體的說明。從11世紀到16世紀，在宋代、元代以及明代大部分時期，金屬貨幣的主要流向是，銀和鋼從中國流向日本，黃金從日本流向中國。由於自16世紀以後供求關係的變化，這種流動基本上發生了逆轉，日本成為白銀的一個主要出口國，後來又成為銅的重要出口國，同時成為黃金的進口國。在中國，金銀的比價從1600年前後的1：8上漲到該世紀中期和末期的1：10（即黃金升值，白銀貶值），到18世紀末則翻了一番，達到1：20（Yang1952：48）。但是，拿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國的金銀比價通常是比較低的，有時要低出許多，而白銀價格則要高出許多。正如全漢界在1969年發表的討論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論文中所解釋的：
從1592年到17世紀初，在用黃金兌換白銀的比價是1：5．5到1：7，而西班牙的兌換比價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國的銀價是西班牙銀價的兩倍。
西班牙人佩德羅·德·貝紮早在1609年就注意到這種情況。他指出，二者之間的套彙可以產生75％到80％的利潤卜。（Glahn1996a：435）。
在16世紀90年代，日本的金銀比價是1：10，印度莫臥爾帝國的金銀比價是1：9（FlynnandGiraldez1994：76）。隻要中國的黃金價格比較低，而白銀價格又幾乎高出一倍，白銀就會被吸引到中國去交換黃金，中國就會出口黃金。下文引述的歐洲貿易公司發言人的言論證實，中國是他們的黃金來源之一。眾所周知，自16世紀起，葡萄牙與荷蘭中間商先後在這種中日貿易中表現得極其活躍，並從中謀取了大量利潤和貴金屬。1600年前後的一份葡萄牙商業文件顯示，在中國沿海的葡屬澳門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利潤高達45％。
歐洲人用這些利潤來支持他們在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各地與歐洲和美洲之間的貿易。他們的商人和貿易公司，尤其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後來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都把參與黃金一白銀一銅之間的套利活動作為他們在世界範圍的商業交易活動的主要和基本內容之一。當然。他們也用這些貴金屬來買賣其他各種商品，也與亞洲人一樣在亞洲的世界各地進行這些商品的交易。
銅錢是亞洲大部分地區日常使用的最主要、最廣泛的通貨，但是它逐漸部分地被白銀所取代。因此，這裏至少有一個三種貴金屬並存的世界市場，但這個世界市場實際上主要建立在銀本位的基礎上。更確切地說，由於白銀的世界供給飛速增長以及白銀相對於黃金和銅（以及其他貨幣商品）的價格的相應下跌，從而使得銀本位逐漸地在世界市場經濟中得以確立。
由於主要產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銀的世界供給迅速增加，也就導致了白銀相對於黃金的價格下跌。但是，金銀比價在各地因供求關係不同而各不相同。銀和銅的比價也是如此——銅主要用於鑄造幣值較小的錢幣。金銀銅三種貴金屬以及多種貴金屬和商品的套利交換擴展到全世界各地。這種套利交換也包括了貝殼、紡織品和其他交換媒介以及賤金屬，如鉛、錫和鐵。
貝殼作為貨幣在非洲的奴隸貿易中有很大的需求。在印度許多地方，貝殼與“巴達姆”（badam，一種不能吃的波斯硬果）也被民眾廣泛使用，與銅幣爭奪地盤。在印度和中國的許多地方，由於開采銅和鑄造銅幣的成本比開采白銀和鑄造銀幣，甚至比開采黃金和鑄造金幣的成本還要昂貴，因此當銅短缺時或鑄幣成本太高時，在最偏遠的市場上，貝殼就取代了銅幣。但是，當非洲奴隸貿易（後來是棕櫚油貿易）擴大，吸收了越來越多的貝殼，流向印度的貝殼就越來越少了。在一些小額交易中，銅幣重新取代了貝殼。
實際上，我們中的一些問題也與“低賤”的貝殼相關。西非早就使用貝殼，伊本·巴圖塔曾報道它們在14世紀與黃金的交換價值。到17世紀，它們兌換黃金的價值下跌了；可能是由於它們的供給增加得太快，超過了黃金的供給。先是葡萄牙人，然後是荷蘭人和英國人把大量的貝殼運到西非。貝殼的興衰與奴隸貿易的興衰是同步的。貝殼的生產中心在馬爾代夫，印度人和英國人在那裏進行買賣。貝殼從馬爾代夫運出有兩條路線。一是運到孟加拉，一是運到錫蘭，然後被當作壓艙物分別裝上歐洲商船，主要運往英國與荷蘭。它們再從英國與荷蘭轉運到西非和西南非洲，用於購買奴隸。1732年，約翰·巴多門ohnBardot）就指出：
每英擔貝殼的價格忽高忽低，完全取決於是否碰上歐洲的幾個商業民族把貨物運到幾內亞和安哥拉海岸去購買奴隸或其他非洲產品，也相應地取決於去幾內亞的歐洲冒險家是否有機會獲得這些貝殼，以及當時在英國或荷蘭恰好有多少貝殼。
因此，貝殼的價格不僅反映了歐洲和非洲的供求變化，也反映了最初在出產地馬爾代夫島嶼以及在南亞和東亞“消費”地區的供求變化。
另外一個18世紀的觀察家抱怨說：“原先用120英擔貝殼就能買到一船五六百黑人；但是這種暴利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現在）絕不會有用少於12或14英擔購買一船奴隸的便宜事了”。再有，一個在西非的商人抱怨說，購買一個奴隸的價格從100磅貝殼上漲到136磅，從12支槍上漲到16支槍，從5包巴西煙草上漲到7包，從25匹亞麻布上漲到36匹，從一桶（約40升）法國白蘭地上漲到一桶半，從15磅火藥上漲到150磅。不僅貝殼出現通貨膨脹，而且商品的相對價格也發生了變化，其中白蘭地和火藥的相對價格顯然膨脹得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