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長短，不僅並存，而且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及處於其他不同的條件下，其“長”“短”也可轉化。“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春天，蘭花盛開，而菊花正待發芽；秋天，菊花爛漫之時，而蘭花早已凋謝。究竟蘭花為“長”，還是菊花為“短”?恐怕很難分清。即使非分個“長”“短”不可，那也應據其不同季節而論。春天，蘭花為“長”，菊花為“短”；而到了秋天，則是菊花為“長”，蘭花為“短”。各領一時之秀，也各顯一時之拙。同理，人之才情有時也因時節及其他條件而變，其條件不同，“長”可以變為“短”，“短”也可以變為“長”。三國時，曹軍陸戰，其勢洶洶，一舉掃平袁紹百萬之眾，但是曹軍八十萬兵臨赤壁，卻因不習水性，不諳水戰，而喪失陸戰優勢，結果一敗塗地。同為曹軍，同是曹操親自指揮，卻因地理之變，而優勢變為劣勢。可見，“長”“短”之分，還應據其不同條件而論。
當然，人的“長”“短”並存，“良工”“不巧”同在，並非否定賢愚之別，而是指對人論“長”道“短”應視其不同條件，不同需要，而不可不加分析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
既然，人無完人，那麼，就不可苛求，否則將“世無可用之人”。所以，古人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其中包含著極其深刻的用人哲理。
(二)用人不忌求全責備
1.求全責備是用人之大忌
求全責備，是指對人要求過嚴，希圖“完美”，容不得別人半點缺陷，見人一“短”，即不及其餘，橫加指責，不予任用。求全責備是用人之大忌，它壓抑著人的工作積極性，阻礙人的成長，阻礙人的智能的充分發揮；它使人謹小慎微，不思進取；阻礙人的創造性思維與創造性想象力的發揮；它使工作人員缺乏活力，“死水一潭”，缺乏競爭能力和應變能力；它造成人才，尤其是優秀人才的極大浪費，因為，任何人總是有短處，甚至是有錯誤的，必受求全者的種種非難，因而使許多人難以得到啟用。
我國曆代智能之士深知用人不可求全責備的道理。孔子在《論語》中就說過：“赦小過，舉賢才。”《莊子·天下》也說過：“君子不為苛察。”《後漢書陳寵傳》上強調：“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唐朝《貞觀政要·政體》指出：“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清詩別裁集》中更明確指出：“舍長以就短，智者難為謀；生貴適用，慎勿多苛求。”可見，用人不可苛求已成曆代用人的重要原則。
縱觀曆史，凡用人求全責備的皆不得成事，而用人“貴適用、勿苛求”的皆有奇勳。三國時，諸葛亮足智多謀，但唯獨在用人方麵存在有“端嚴精密”的偏見，他用人“至察”，求全責備。正如後人評價他時所說：“明察則有短而必見，端方則有瑕而必不容。”他用人總是“察之密，待之嚴”，要求人皆完人；而對一些確有特長，又有棱有角的雄才，往往因小棄大，見其瑕麵不重其玉，結果使其“無以自全而或見棄”，有的雖被“加意收錄，而固不任之。”例如，魏延“長於計謀”，而諸葛亮總抓住全“不肯下人”的缺點，將其雄才大略看作是“急躁冒進”，始終用而不信；劉封本是一員勇猛戰將，諸葛亮卻認為他“剛猛難製”，勸劉備因其上庸之敗而趁機除之；馬謖原是一位既有所長、也有所短的人才，諸葛亮在祁山作戰中先是對他用之不當，丟失街亭後又將其斬首。正因為其對人“求全責備”，處之極端，而使許多官員謹小慎微，以至臨終前將少才寡，正應了“至察無徒”之斷。與諸葛亮相反，春秋時齊桓公小白對與人爭利、作戰逃跑而又懷有箭殺之仇的管仲卻不計前仇，不求全責備，堅持用其長處，委以重任，而使管仲竭心盡力，終使齊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雄一時。
2.人恒過，然後能改
用人，既然不可求全責備，那麼，順理成章，也應正確對待、寬容那些犯過各種錯誤的人。首先，人非聖賢，不可能無錯，即使是達到“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也僅是“七十”以後，而“七十”之前更是在所難免。因為，人有七情，不免來點狂喜、來點暴怒、來點悲傷、來點逸樂，這其中“狂則傷人，暴則辱人，悲則厭人，樂則傷誌”等過失也就有可能發生。人有個性，急性子風風火火，遇事常常先人而動、先人而言，難免有“急功好利”之嫌，“言多必失”之錯；慢性子粘粘乎乎，遇事不緊不慢，甚至“雷打不動”、難免有“不求進取，固步自封”之評、“事業心不強”之論。人有健康之別，身體健康者固其精力充沛而大膽進取，艱苦努力，但常有失誤之外；身體虛弱者“心有餘而力不足”，常常悲觀失望，甚至多愁善感，對別人的進取心存疑忌，而且往往相比之下政績平平，不為人所重。人有年齡之差，老年人穩健持重，但趨於保守，因而常常犯有“不求進取、反對改革”之錯；年輕人才思敏捷，思維活躍，但活躍有餘，穩健不足，常因急於求成而事倍功半，常因盲目冒進而誤事成錯。由此可見，人之為人，其錯難免。其次，錯誤也各有區別。一是錯誤的性質有別。有的是因為經驗不足或方法欠妥而在工作過程中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錯誤；有的是因為“才有餘而德不足”，以權謀私、貪汙受賄而違法亂紀，而這兩類錯誤在性質上卻有原則區別。二是錯誤的大小有別。春秋時的苟變有“將五百乘”之才，但他曾在收稅時白吃了老百姓兩個雞蛋，衛侯因此不予起用，這就叫作“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了。而清朝大官僚和坤，任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時，巧取豪奪，貪賄白銀近九億兩，這與苟變“食雞子”相差何其大也。三是錯誤的多少有別。有的屢教不改，一犯再犯，而有的僅為偶然之錯。四是對錯誤的認識與態度有別。有的犯錯以後，很快便意識到或深刻認識到其錯誤之害，而有的卻堅持錯誤或掩蓋錯誤，甚至“嫁錯於人”。
既然人的錯誤難免，那就不可過分求全；既然錯誤有別，那就應該區別對待。對其中一般性的錯誤，偶然的錯誤或對錯誤認識較好，改正錯誤很快的工作人員，則應不計前錯，委以適職，甚至委以重任，應如《左傳》所言：“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對於這一點，宋代包拯甚至提出：“使功不如使過。”就是說使用有功者不如使用有過者。這些人“自忿廢絕，不能振起；一旦為明主棄瑕錄用，則其自奮圖進，倍萬常人。”
對曆史上有過錯誤的人不僅可以任用，而且應鼓勵其奮進，及時肯定其工作中的進步和進取。孔子曾說過：“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也。”“與”即讚成之意，對人要讚成其進步，不要抓住人家的以往之錯不放。《說苑·雅言》曾引孔子的學生曾子之言闡釋孔子之意：“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
3.善惡不可過於分明
有的人看人，善惡過於分明。他們或者見人一善，則各方麵都善；見人一惡，則各方麵皆惡；或者以印象看人，其為善者，惡也為善；其為惡者，善也為惡；或者把整個人群簡單地劃分為“善”“惡”兩類，要麼就是善人，要麼就是惡人，非善即惡，非惡即善，無有其他；或者心中隻容得善人，見不得半點“惡”意，眼裏揉不得半粒沙子。這樣一來，眼中的善人就很少，因為毫無缺點的人是幾乎沒有的；即使是東郭先生這樣的“大善人”也不能稱之為“善”，因為他濫行仁慈，救助被人追逐的中山狼，幾乎被狼吃掉；而且，偽群子也乘機而入，因為隻要“偽善”，則一切皆善，就算是入了“善”門，即使是以後有“惡”的時候，也無所謂。
其實，善惡過於分明是極不符合現實的。因為，任何人都有其優點和缺點，即使是再好的人，也自有其不足，再惡的人也仍有其可用之處，即使是謀財害命的罪犯還可能對其父母雙親十分孝敬。《水滸》裏的時遷雖然偷雞摸狗，卻殺富濟貧，充滿正義感；“八仙”之一的呂洞賓是個好美色的浪蕩神，卻是位為人間排憂解紛、救苦救難的好神公；《紅樓夢》裏的薛寶釵深知禮義，潔身自好，但卻是個八麵玲瓏的巧偽人；明朝李夢陽為文力倡擬古，反對改革，為官卻力劾奸宦，氣懾邪道，雖屢受謫而不屈，以風節動一時；宋朝賢相寇準、呂蒙正，才智過人，剛正不阿，但是生活上卻最尚奢華。寇準好夜宴，連馬廄、廁所也要用蠟燭照明，蠟淚凝地成堆。呂蒙正好吃雞舌，雞毛堆積成山；宋朝大才子蘇東坡，可謂人品、詩品、文品、品品皆高。就是做官，也多為百姓想，不做貪官，兩袖清風。東坡才高八鬥，“大江東去”、“明月幾時有”燴炙人口，千古傳頌。可是，就是這麼一位人品、詩品、文品極高的才子，有時竟也有點“胡說八道”的毛病，他被放嶺南，有故人至，便請人說鬼。人言無，還糾纏不放，讓人家“姑妄言之”。初次參加大試，寫下成名之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文章雖立論生動，卻為皋陶與堯編了一段沒影的謊話，說：“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這則典故一下子難倒了當時一代學宗歐陽修。歐陽修百思不得其解，便問蘇東坡這話的出處，東坡笑答：“想當然耳。”篡改史實，胡編亂造，竟出於向來文風嚴謹的東坡之手，可見，“人無完人”是為至理，“善惡過於分明”確為妄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