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容人之錯還應掌握其他的一些原則，例如：“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的原則；“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的原則等等。另外，容人之錯不等於容人之罪，對於那些違法亂紀的犯罪行為，決不能予以寬容，必須予以懲處，否則，就是對人民的不負責任。
九、容人之諍
古人言：“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對於一個領導者來說，“兼聽”就得容人之諍。因為，容人之諍至少可以獲得三方麵之益。
一是明己過。明代朱元璋曾說：“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但人君深居高位，往往“隔絕聰明，過而不聞其過”，因而必須“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缺”，於是告諭中外諸司：“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朱元璋之言確富哲理，作為一代君王，高高在上，難以了解下情；作為一己之識，處事少慮，難免失之偏頗，如若專己、不進臣諫，勢必多有失誤，而如果虛懷納諫，勢必明了己過。所以，韓非子說：“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麵；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須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淮南子·說林訓》也說：“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眥。”可見，人若有過，能自見者很少，必須虛心求“諫”，方能“知迷惑”“正須眉”“以道正己”。
二是疏“言川”。《古文觀止·召公諫曆王止謗》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人民有意見，部屬有意見，必須讓他說出來，否則，“川壅而潰”，矛盾激化，後果將不堪設想。
三是辨是非。唐太宗曾對臣下指出：“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複何傷。”意為上疏爭諫和在朝廷上互相辯論答難，為的是把事情做得更好，即使是最後服從於他人的正確意見，也不會丟麵子的。可見，容人之諍實質上是集思廣益的極好辦法，是明辨是非的必要條件。
可是，“虛懷納諫”的高調唱了幾千年，為什麼仍有不少帝王臣子不能做到呢?原因也是多方麵的。有的因為心胸狹窄，表麵上求言納諫，實際上做的是官樣文章，最終多流於形式；有的“議事議人則可”，一旦議及自己，則惱羞成怒，風流大度之氣一掃而光；有的自尊心太強，諫者態度和緩，則熱情納諫，而一旦態度激昂，則難以接受，而不看其所諫內容是否正確。因而，虛懷納諫大多難以真正做到。
那麼，如何做到容人之諍呢?
第一，近直友。大凡能容人之諍者，必近“直友”。因為，“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宋朝的寇準與張詠是朋友，可是張詠敢於對同僚說身為宰相的寇準是“雖有奇才，但學術不足”。寇準知道朋友的人品與個性，可深知他講這話的用意，不僅未生怨恨，反而盛情款待張詠。試想，如果寇、張不是朋友，張詠未必直言評其不足，寇也未必深知其意。隋朝畫家展子虔的人物、山水、鳥獸畫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他聽到的隻是恭維話，於是自以為是世界上最好的畫家，而不把別人放在眼裏。同時代的另一畫家董伯仁則說展子虔不過畫些北方的窮山惡水，不會畫江南的美景。此語傳到展子虔的耳中，當然很為生氣，但仔細一想，很有道理，於是找來董伯仁的作品細細揣摩，這才發現自己的不足，認識了董伯仁的價值，主動去見董伯仁，誠懇地向他學習，兩人在藝術衝突中認識了對方，不斷來往，取長補短，良性迭加，成為極密切的一對朋友。如果展子虔不納董伯仁直言，必無畫技之進步；如果不進而交董為友，也必無良性迭加，互助互進。
第二，容諍言。容人諍言，首先應鼓勵進言。隻有預作鼓勵，才能使部屬踴躍“進諫”，無有“後顧”。金王朝金世宗就經常勉勵臣下學習古人舍身納諫的精神。他說：“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備當麵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並詔諭：“百司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當親覽，以觀人才優劣。”甚至把上書言事作為選賢擢良的重要標準。金世宗還常叮屬臣下：“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即當執奏，毋為曲從，成朕之失。”可見其納諫之誠。其次，應使人言無不盡。朱元璋曾說過：“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時之際，或畏避不能言盡其詞，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嚐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能盡言也。”再次，應誠受“苦藥”直言。“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良醫也。除膚瘍，不除症結者，其人必死；稱君聖，謫百官過者，其國必亡。”良藥雖苦口，但能治病；直言雖逆耳，但能治“過”。所以，領導者容人之諍，必得有服“苦藥”之耐心，聽直言之誠意。
第三，聞必改。容諍之誠的最終表現應是以能否“聞過必改”為準。聞則改，是為真容；否則，便是假容。朱元璋對待進諫的態度是：“其有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喜；其無實而人言之，則當戒於不喜。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意即有實益勉，無實益戒。金世宗也曾告諭百官：“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凡己奏斷之事有未當，卿等，勿謂己行，不為奏聞改正，朕以萬機之繁，豈無一失，卿等但言之，朕當更改，必無吝也。”可見，金世宗容人之諍也是以改為先。
第四，置便利。封建帝王高高在上，群臣眾吏難得一見，尤其是“草野”之民更是難見“龍顏”。即便是現在，各級領導與人民群眾在一起的時間也畢竟有限。所以，雖能容人之諍，也難以實現。這就必須為“諫諍”提供一定的便利條件。在我國古代，從漢武帝開始，創設了“公車上書”之製，就是為天下吏民上書言事提供方便。武帝為了獎勵天下吏民上書言事，特設公車司馬一職，屬衛尉，秩六百石。武帝這樣做，旨在“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鹹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於是，一時之間，上書言事者多達千數。朱元璋為鼓勵進諫，還規定“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使臣民上書能夠送到禦前，不致中途泄密，招致官吏們的打擊報複。因此而促使當時一些質直之士上書指陳時弊，有的甚至不怕觸犯皇帝，犯顏直諫。說明，古代一些君王為方便進諫所采取的措施雖然有限，卻也是有效的。現在，我國各級領導對尊重民意，征求批評意見普遍比較重視，所采取的鼓勵批評的措施較之古代更加有效，更加完善。普遍建立了信訪機構、監督機構，大大方便了人民群眾的“進言”批評。但是，這還不夠，有關工作人員的素質還需進一步提高，製度還需進一步完善，尤其是在對群眾批評意見的處理上，還需更加認真、及時、慎重。
十、容人之正
容人之正，即對部屬或群眾的正義之言、正義之行，尤其是觸及到領導者本人利益的凜然正氣，能夠給予理解和支持。容人之正對扶正祛邪、養成良好的政治風氣有著重要的意義。它是領導者嚴肅法紀、以身作則的顯著標誌，是鼓勵正氣、勇於批評的重要方麵，是事業興旺、人心所向的重要體現。所以，作為一個領導者能否容人之正，不僅反映其本人的思想水平、政治素質，同時也反映其領導下的單位或地區的社會風氣和管理水平。
容人之正一般包括以下兩個方麵：
一是容人“傷尊”。尊嚴，是每一個領導者普遍看重的東西，而且，隨著職務的上升，愈加看重。甚至在某些時候，傷利可以，“傷尊”不行。容人“傷尊”，就是在部屬出於正義而傷害自己的尊嚴的時候，能夠給予理解和支持。史載：蒙古國通事楊淮中參與一案件，大臣耶律楚材按法拘捕了他。窩闊台汗很器重和信任楊淮中，知此事後大怒，差人將耶律楚材綁起來。窩闊台“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讓人替他鬆綁，聲色俱厲地說：“老臣備位公卿，輔佐陛下處理國政，陛下下令捆綁我，是因為我有罪，那就應該明示百官，讓他們知道我罪在不赦；現在又輕易地要以無罪釋放我，如同戲弄小孩一般，假如國家有大事，難道也能這樣辦嗎?”在場官員聽後大驚失色，以為楚材大禍將要臨頭了。可是，窩闊台仔細想了想，認為楚材說得很有道理，並當場承認了錯誤：“朕雖為帝，寧無過舉耶?”窩闊台汗身為國王，當眾受責，其尊嚴可謂盡失。可是，他能理解正義之責，不惜屈尊認錯，確為明君之範。公元前158年，匈奴侵犯中原，漢文帝接到邊防告急文書，即命將軍周亞夫等三人各率一軍分駐細柳、霸上和荊門，成鼎足之勢，守衛長安。漢文帝為鼓舞將士鬥誌，親率文武大臣巡營慰勞，他去了霸上和荊門以後，又來到細柳。隻見軍營旌旗鮮明，士兵各持兵器，嚴陣以待。漢文帝車隊來到軍營門外，就聽到站崗的士兵命令“站住”!隻見弓箭手將箭搭在弦上，單等一聲令下，就要開弓放箭。漢文帝的侍衛高聲喝道：“天子駕到!”站崗士兵也高聲回答：“軍中隻聽將軍令，不聽天子詔。”漢文帝立刻派出使臣，拿著皇帝符節，請站崗的士兵驗證過，進入軍營傳諭周亞夫，周亞夫這才傳令放行。軍營的士兵又對趕車的人說：“將軍有約，軍營不準跑馬，違者依軍法處置!”漢文帝隻得傳諭步行。漢文帝進入軍營後，周亞夫全副戎裝，站在軍帳門前迎接，隻行軍禮，說：“鎧甲將軍不能跪拜，準許我向陛下隻行軍禮。”漢文帝慰勞畢走出大營，周亞夫馬上命令關上營門，嚴整如故。文帝隨臣對周舉動非常吃驚，而文帝卻非常賞識，一月之後，便拜周亞夫為中尉，甚至在病重之時，囑咐太子劉啟重用周亞夫。作為至高無上的皇帝去軍營勞軍，不用紅氈鋪地、夾道歡迎已很“無視”，何況叱責有加、令其趨步而行?其尊嚴已盡。可漢文帝視若自然，很是理解，百般賞識。天下君王若如文帝，何愁賢才不盡力而效!
二是容人傷親。在一般情況下，親情重於友情，友情重於同事之情，同事之情重於君臣之情，可見親情之重。所以，傷親即如傷我，非一般人所能容。但是，如果“傷親”傷得正義、合理、有據，作為領導者——親情的關係人必須給予理解和支持。東漢初年，有一次，大司馬府中的一位年輕人違反軍紀，依法當斬。於是監察軍紀的軍市令祭遵不以自己官職卑微，也不顧這位年輕人乃是劉秀的眷屬，依法將其處決。劉秀聽罷大怒，將祭遵逮捕下獄。主簿陳副認為：“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祭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陳副之言使劉秀恍然大悟，他原宥了祭遵，並提升其官職，號為“刺奸將軍”。意為專門除暴去惡的將軍。親人被斬，劉秀發怒，可見其親情之深；而一旦理解其正義之後，不僅寬宥，而且予以重用，又可見其氣度之恢宏。
容人傷尊與容人傷親是容人之正的兩個主要類型，也還有其他類型，在此不作贅述。作為一個領導者，隻要具有主持正義，辦事公道，容人之正的氣度，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表現出來，也必能深受部屬擁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