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當我們拎起朋友贈送的包包時，我們首先關注的不是這份禮物在情感價值尺度上所蘊含著他對於我的真摯友誼，而是“這個包包值多少錢”？當我們注視著麵前的油畫《倒牛奶的女仆》時，我們首先關注的不是這幅油畫在審美價值尺度上所體現出的畫家維米爾對於光線亮度的天才把控，而是“這幅畫值多少錢”？當我們觀望著一排排銀杏樹的時候，我們首先關注的不是銀杏樹在自然認知價值尺度上所具有的廣泛藥用功效及其對於維護生態植被的重要意義，而是“這種樹值多少錢”？當我們捧起從家裏翻箱倒櫃找到的一張1995年發行的《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郵票》時，我們首先關注的不是這一套郵票在社會認知價值尺度上所反映出抗日戰爭的勝利對於中國曆史的偉大意義，而是“這套郵票值多少錢”？甚至於當我們看到新聞上說有個年輕人因見義勇為而身負重傷時，我們首先關注的竟然不是這位年輕人的義舉體現出了他在倫理價值尺度上的崇高人格，而是“他這種行為政府會發給他多少撫恤金”？
總之，作為“經濟人”的我們無論麵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任何事物，哪怕這個事物並不屬於我們自己，但我們發自內心的第一反應卻永遠是考量它能夠換來多少實惠的鈔票。這裏姑且不說“經濟人”的這種用金錢衡量一切的思維模式對他人所造成的傷害，單就對於我們自己來說，“淪為金錢的奴隸”也必然會產生一種嚴重的長期危害：即當“經濟人”以“值多少錢”來評估社會生活中的一切時，我們實際上是在自己思維中將各種各樣屬於不同範疇的事物完全抽象成了沒有任何本質區別的貨幣數量，但“當千差萬別的因素都一樣都兌換成金錢，事物最特有的價值就受到了損害”。諸如作為一個作為禮物的包包、一幅油、一排銀杏樹、一套郵票、一次見義勇為的行動等所有原本不具備任何可比性的事物就都一下子失去了自身的“獨特性”，它們之間就隻剩下了“量”的區別，而沒有了任何“質”的差異。這正如馬克思通過“狹義曆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那樣，對於“經濟人”來說，“沒有任何東西是高尚的、神聖的等，因為一切東西都可以通過貨幣而占有”。既然任何事物都可以被換算成貨幣，那麼它們對於“經濟人”來說就都隻是“商品”而已。隻要我們有足夠多的金錢，就可以把這些商品統統買下來，所以一切僅僅作為“商品”存在的東西就都沒什麼了不起的。換句話說，在我們這些狹隘的“經濟人”看來，這些商品自身沒有任何“高尚的”、“神聖的”情感價值、審美價值。自然認識價值。社會認知價值。道德價值。這樣一來，原本分別與每一類獨特事物相配套的不同生命體驗，如友情、美感、自然認知成就感、社會認知成就，道德感等，它們也就隨著每一類事物自身所特有的情感價值、審美價值、自然認識價值、社會認知價值、道德價值等一起被經濟價值尺度所徹底“過濾”掉了。
正是由於“友誼、美感、自然認知成就感、社會認知成就感、道德感”等我們原本擁有的這些無法兌換成一定貨幣數量的豐富生命體驗都已經被金錢這種“隻認量，不認質”的交換價值給“稀釋”的差不多了，所以即使我們有朝一日真的將那些已經徹底喪失獨特性的事物盡收囊中，我們所得到的全部也隻不過是一種深深的空虛感而已！社會學家齊美爾如此來解釋這種“空虛感”：“生活的核心和意義總是一再從我們手邊滑落；我們越來越少獲得確定無疑的滿足，所有的操勞最終毫無價值可言。”也就是說，每當我們這些“經濟人”隱隱約約的覺察到自己對於“已經完全失去獨特性的商品”的占有行為是一件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時，一種如鯁在喉的迷惘便會油然而生。
顯然，對於當下這個“物的依賴”社會中的很多人來說，這種空虛感一點都不陌生，特別是對於那些在北上廣等大型城市裏已經事業有成的商業精英來說，這種空虛感更是如影隨形，因為他一步步走向商業成功的人生曆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他自己由“生活人”逐漸淪為最徹底的“經濟人”的異化過程。在踏上成功之路以前，剛剛走出校園的他通過廣泛而全麵的非功利性價值尺度來理解世界，從而充分享受到了友情的溫暖、審美體驗的超脫、自然認知和社會認知的成就感以及道德實踐的聖性感悟等豐盛的生命境域。對於這些由豐富多彩的非功利性生命體驗所帶來的幸福，汪峰的那首《春天裏》做出了極具畫麵感的描述：“沒有信用卡也沒有她，沒有24小時熱水的家，可當初的我是那麼快樂，雖然隻有一把破木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