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童話：一張“人類終獲幸福”的空頭支票
“那是最昌明的時世，那是最衰微的時世；那是睿智開化的歲月，那是混沌蒙昧的歲月；那是信仰篤誠的年代，那是疑雲重重的年代；那是陽光燦爛的季節，那是長夜晦暗的季節；那是欣欣向榮的春天，那是死氣沉沉的冬天；我們眼前無所不有，我們眼前一無所有；我們都徑直奔向天堂，我們都徑直奔向另一條路。”
在很大程度上，沿著現代化道路行進至今的人類“工業化——後工業化”都市文明正如狄更斯在其小說生涯的巔峰之作《雙城記》中這段開場白所描繪的那樣充滿著極端的悖論。換句話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麵”。
然而，對於在科技進步和物質繁榮的文明漩渦中“沉醉不知歸路”的現代都市人來說，直到親身體驗到了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烈，以及大大小小各種金融危機、生態危機、價值危機等所帶來的痛徹心扉的傷害之後，才逐漸開始反思長期以來被“工業化——後工業化”都市文明標榜為“社會進步”的物質文明表象所掩蓋下的這種不斷走向“自我毀滅”的曆史悖論，即那個已經誤入歧途，甚至與其自身原先所抱有的美麗初衷完全背道而馳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正因如此，半個世紀以來，“現代性”（modernity）才成為了國際哲學界對於人類在當代社會生活中所普遍遭受到的“文化病症”的深刻診斷。那麼，究竟什麼是“現代性”呢？
對此，很多著名的哲學學者都給出了自己的定義。如享譽全球的法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和曆史學家福柯，他這樣理解“現代性”：“我指的是與當代現實相聯係的模式……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也就是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無疑，它有點像希臘人所稱的社會的精神氣質。”
而被譽為“80年代以來的西方四大思想家”之一的美國文化哲學學者詹姆遜則將“現代性”定義為：“一個完整曆史時期的一種文化邏輯。”
還有另一位美國學者伯曼，他以一種更加栩栩如生的筆觸來如此界定“現代性”：“所謂現代性，就是發現我們身處一種環境中，這種環境允許我們去曆險，去獲得權力、歡樂和成長，去改變我們自己和世界，但與此同時它又威脅摧毀我們擁有的一切。現代的環境和經驗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階級的和國籍的、宗教的和意識形態的界限。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現代性把全人類都統一到了一起。但這是一個含有悖論的統一，一個不統一的統一——它將我們所有的人都倒進了一個不斷崩潰與更新、鬥爭與衝突、模棱兩可與痛苦的大漩渦。”
PS：在自己的一係列著作中，福柯分別通過考證“西方精神病院的現代化進程”、“西方人審美經驗的變遷曆史”、“西方社會監獄製度的改革曆史”和“西方社會‘性’文化的演變曆程”等多個方麵的曆史史料來進行論證這樣一個事實：表麵上現代西方社會崇尚“人”的主體性，尊重人的自由，可實際上，現代人已經死亡。因為，無論是現代人的理性思維能力、現代人的審美經驗、現代人的行為紀律，還是現代人的性生活，都無時無刻被一種沒有主體的微觀權力結構以科學話語的名義進行著操控、擺布、規訓以及監視，因而徹底失去了自由。用福柯自己的話說：“人，無論是孤立的還是集體的……它僅僅是知識之序中的一個事件。”
還有“歐洲四大思想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哈貝馬斯，他對“現代性”的簡要概括是：“18世紀啟蒙哲學家所開創的現代性事業，就在於根據各自的內在邏輯來努力發展客觀科學，普遍化道德與法律以及自主藝術。”
綜合這幾位知名學者的說法，我們基本上對“現代性”這一概念有了總體上的認識——它是一種超越了地域與種族的界限，貫穿了科學、法律、道德、藝術等幾乎所有的社會生活領域，同時將誘惑和危險都發揮至極致的現代精神氣質和文化邏輯，而孕育我們現代都市人所具有的這種“全球化”的精神氣質和文化邏輯的思想源泉，正是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因此，“作為現代性曆史開端的曆史事件隻有到18世紀啟蒙時期才獲得其意義”。
既然“現代性”的文化邏輯和精神氣質正是啟蒙運動的思想成果，那麼時至今日，即使我們叫不出洛克、休謨、拉美特裏、愛爾維修、伏爾泰、邊沁、盧梭、孟德斯鳩、亞當斯密、狄德羅等啟蒙思想家的名字，但他們的很多思想成果卻已經幻化為了一種貫穿於生活在“物的依賴”社會的現代都市人從求學到求職、從求婚到求子的人生各個階段始終不變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